百度知识大全-第3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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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上面写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此后不久，《国旗法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第28号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
赵新风：国旗班老班长退役不离旗
自从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都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1991年4月15日，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3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36人升降国旗仪式，更加威武，更加壮观。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2001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他还创办了中国国旗网，正在筹备创立中国国旗基金会和中国国旗博物馆等。赵新风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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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之家”的由来
“杏林”一词是中医界的代称。顾名思义，“杏林之家”即指一家人都是医术高超的医生。那么，这个词是如何得来的呢？
据晋代葛洪所著《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东吴有位叫董奉的名医，他医术精湛，长年隐居深山，为人治病却不收报酬，凡患重病被他治愈者只需在其宅边、园内栽下5棵杏树。
光阴荏苒，栽下的杏树也愈来愈多。到了收获季节，只见红杏竞秀、压弯枝头。董奉便在茂密的杏树林中建一间草屋，对前来买杏的人不收钱币，而以谷子交换。董奉用杏换来的谷子年年堆满仓，他用这些谷子救济贫困百姓和路过该地缺少盘缠的人。
自此，“杏林”一词便成了中医界的代称，“杏林高手”便代指医术高超的医生，“杏林之家”一词也屡见报端。
■“杏林”的由来
三国时候，吴国地方有个刺史，中毒得病，请了一个叫董奉的民间医生去治疗。可董奉赶到时，病人已经死去三天了。董奉是一个实在的人，就是人死了，也要诊一诊，瞧两瞧。当他诊了死人的脉后，脸上突然出现喜容：“这人脉还在跳，还有救！”他忙从药囊中取出三粒丸药塞进死人的嘴里，用温水灌服，并用手在其胸腹部推拿。过一会儿，死者四肢慢慢舒展，脸上显现血色，不几天，渐渐恢复了健康。
董奉治好了一个个疑难病症，却不要人一文钱。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凡是被他治好的病人，都要帮他种植杏树，病重的种五株，病轻的种一株。数年以后，他的园子里共种植了十多万株杏树。杏子出卖时，董奉也不要人家给现钱，只要粮食来换，他换得了许多粮食，用来周济劳苦饥饿的百姓。
董奉这种高尚品德，人人有口皆碑。从此“杏林”二字便成了称赞医生美德时的专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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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究竟指的是什么？
传统医学中的“亚健康”
我们通常说患了疾病，但在古代“疾”与“病”含义不同。“疾”是指不易觉察的小病（疾），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就会发展到可见的程度，便称为“病”。这种患疾的状态，现代科学叫“亚健康”或“第三状态”，在中医学中称“未病”。
“未病”不是无病，也不是可见的大病，按中医观点而论是身体已经出现了阴阳、气血、脏腑营卫的不平衡状态。我们的祖先早就意识到，有了疾病除积极寻找除疾之法外，还积累了许多预防疾患的措施。《黄帝内经》有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由此可鲜明地看出我们的祖先已认识到对疾病应“未雨绸缨、防患未然”的重要。
现代医学中的亚健康
亚健康即指非病非健康状态，这是一类次等健康状态（亚即次等之意），是界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故又有“次健康”、“第三状态”、“中间状态”、“游离（移）状态”、“灰色状态”等的称谓。
细究之，亚健康是个大概念，包含着前后衔接的几个阶段：其中，与健康紧紧相邻的可称作“轻度心身失调”，它常以疲劳、失眠、胃口差、情绪不稳定等为主症，但是这些失调容易恢复，恢复了则与健康人并无不同。它约占人群的25％～28％。
这种失调若持续发展，可进入“潜临床”状态，此时，已呈现出发展成某些疾病的高危倾向，潜伏着向某病发展的高度可能。在人群中，处于这类状态的超过1/3，且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比例陡增。他们的表现比较错综，可为慢性疲劳或持续的心身失调，包括前述的各种症状持续2个月以上，且常伴有慢性咽痛、反复感冒、精力不支等。也有专家将其错综的表现归纳为3种减退活力减退、反应能力减退和适应能力减退。从临床检测来看，城市里的这类群体比较集中地表现为三高一低倾向，即存在着接近临界水平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度和免疫功能偏低。
另有至少超过10％的人介于潜临床和疾病之间的，可称作“前临床”状态，指已经有了病变，但症状还不明显或还没引起足够重视，或未求诊断，或即便医生作了检查，一时尚未查出。严格地说，最后一类已不属于亚健康，而是有病的不健康状态，只是有待于明确诊断而已。因此，扣除这部分人群，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亚健康者约占人口的60％。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符合健康标准者也不过占人群总数的15％左右。有趣的是；人群中已被确诊为患病，属于不健康状态的也占15％左右。如果把健康和疾病看作是生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