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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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初看《少女哪吒》几个字，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同性恋故事。李霄峰对此苦恼不已，他说，这个时代出了问题。“看到两个男的在一块儿就觉得同性恋……反之就是异性恋”，人们迅速地一分为二，下判断如同应激反应。流行的星座分析至少把人分成12种，已经显得复杂一些。好友虞晓毅用星座来解释李霄峰，也动用了二分法，他说李在日常交往中热情周到，私底下又深沉地忧国忧民，“天蝎嘛，就像他的书，颓丧中的向上，一方面可以无尽地黑暗，另一方面也向往光明。”这倒很符合他的形象，寸头，小眼睛，不是正气凛然的相貌，但一笑就咧嘴，给人一种孩童的感觉。
当我试图通过采访进入李霄峰的童年，又遇到了某种对立统一。初中时他成绩不错，爱好广泛，有表现欲——学过钢琴，日记本在全班、全校甚至其他学校的小圈子流传。高中进入合肥八中，学校位于闹市区，旁边就是一家音像店，他的数学成绩直线下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存之道——打架、偷考卷、作弊、偷家里的香烟、离家出走，过得像杨德昌的电影。
虞晓毅回忆，初中第一次班会，李霄峰讲完之后，突然唱了一段美声，然后张开双臂从课桌中间的走道冲下来，像是冲进一个充满鲜花和掌声的观众席。当事人已经不记得这个细节，但这一幕悄悄潜入了电影：女孩在卫校的第一堂课上自我介绍，笑着说，我希望能在这里交到好朋友，台下的同学散落在一个阶梯教室，所有人面无表情。李霄峰只说，这种漠然，在他的中学时代屡见不鲜。
我误以为这位初出茅庐的导演一定会忍不住在处女作中发泄对这些坏青春的记忆，结果，故事中的女孩保守一生的秘密，不过是在文具盒里藏着自己偷偷抽掉的烟嘴。他说如果再年轻几岁，自己可能会把这部电影拍得更“坏”。26岁时，他帮导演张元写过一个剧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一个层级分明的犯罪组织，抢劫两百多起。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件，最后没有通过审查，名字叫《无法无天》。
但他还是用电影完成了对大人的“报复”，片中的父母师长总是出现在固定的特写镜头中，言行刻板，宛如在记忆中定格的脸谱。很多同辈对这些“无趣的大人”感同身受，大家好像都遇过一位脾气很大的女老师，一不小心就面目狰狞，抄起粉笔擦砸学生。李霄峰现在可以体会那种成年人的压抑，但他没有在电影中拯救他们。这可能是90年代留给他的胎记。
90年代初，社会提速，流行文化席卷内地，李霄峰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启蒙。他翘课去机关单位的电影院看港片，拿着零花钱去买磁带。而对父母那辈人来说，经过80年代的释放，此前接受的传统教育和革命改造分崩离析，伴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中国迎来了空前的离婚率。用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重新组合，“爱情是一个最高尚的理由，实际上是这个时代人的欲望的延伸，延伸得无穷无尽。”用一首歌来概括，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意味着你拉着老婆的手在路上走，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漂亮女孩，就可以马上松手。”
李霄峰此时流露出他谈论北京时所缺少的那种痛切，他形容那是高速列车下的粉身碎骨、把人撕碎的张力，撕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描写上一辈人时的那种刻板，其实也是一种卡在传统与现代中间不能动弹的尴尬——电影里，爱写诗又写不出好诗的语文老师，被老公抛弃又寻得新欢的母亲；书里，一位因为离婚被前妻泼了一脸硫酸的叔叔……“从90年代到21世纪，我经常觉得自己活过很多次。”小时候还站在自家脸盆里拧着毛巾洗澡，现在已经住进北京的大房子——果然坐上了时光机。
“说白了，我也不是什么他妈的道德模范，但我始终觉得电影还能做点儿什么。”因此他交出的处女作不是关于坏青春、同性恋，连男欢女爱也很稀薄，更没有性——年轻的时候满不在乎，现在他有点排斥在电影中直接展现性。“我们打架，难道是好的吗？难道是对的吗？我们好像也欺负过弱者，也被人欺负过。电影难道就是图一时的痛快吗？”他欣赏谢晋电影中那种天然的道德感。他不欣赏跟着感觉走的人和电影。
片子里有个名叫徐杰的男孩，10年以后依然等着已经远走的初恋，一个人在家乡开武馆。原型来自李霄峰的朋友，以前在学校里当混混，后来在合肥教跆拳道。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导演的影子，在救起溺水的女孩之后，带着他“回不到的过去”和“理想化的自己”，湿漉漉地从县城的河里站了起来。
电影《少女哪吒》剧照
李霄峰与李昕芸主演的电影《达达》
比利时
不要轻易把人视作道德模范，就像李霄峰自己说的，电影和生活不同。片子里有一句凌厉的台词，说“爱情能把人变成鬼”，而朋友说起他的生活，“缺点是用情太多，软肋是用情太深。”父亲在国企工作，母亲是大学物理系的老师，李霄峰从小大方、时髦，讨女生喜欢。“你看着他吧，就觉得很想帮他”，有女性朋友说。20年前，官方话语体系管这种现象叫作“早恋”。
在他的一篇小说中，我又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生物课上，“他”错把花的子房叫作子宫，老师脸都红了。和同桌一起买了一支笔，上面有一个“天蓝色的、修长丰满的女性裸体，像阿凡达里的纳美人一样神秘又性感”，结果被老师发现。后来去公园秋游，“他”又组织男孩和女孩们闹了起来。于是老师在全班发起评选：谁是思想最低下的人。这个评选真实地发生过，别的同学回忆起来，觉得这和不交作业被老师抓了差不多，但李霄峰把这个故事经过加工，仔细地写进书里，名字就叫“最低俗的人”。采访时他又补充了一点真实的细节，当时坐在他后排的男同学跟他说，我妈让我不要跟你玩了，也有女孩给他塞纸条：你别难过，我知道你没有坏心眼。
我不知道谈论一位导演创作以外的生活有多大的必要性，但这段插曲至少说明，他还是这个把自由与开放奉为时代精神的社会的受益者。在老师鼓励他好好学习的时候，他把头偏向了文艺和爱情。在学生时代的后期，他说自己一上课就想睡觉，已经不太相信别人的教育。他宁可跟着自己生活的进程去看书，反复读托尔斯泰、马克思、《包法利夫人》，反复看谢晋、李安、杨德昌的电影。大学室友准备去比利时留学，他索性一起申请。即便到了比利时，他也不得安宁，原本的专业是艺术与哲学，半年之后又改考另一所学校的电影系，学了一年多的基础课，迫不及待地想要实践。他给导演陆川写信，大胆自荐，参与拍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之后，他放弃了Liar这个笔名，准备用本名正式进入电影行业。但他很快发现，不依靠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话语权，“李霄峰”的市场价值只有1500元。他好几个月没有工作。出去帮人谈海外发行，也不知道怎么推销，“一部电影和超市里的避孕套还有什么区别？”他气愤地说，“人都变成商品了，难道还不可悲吗？说实话，一个人要是能够通过小时候的眼睛看到现在的自己，他应该痛哭一场。”
改革开放的大潮此时向他展示出真正的力量，它纵容了一群少年的成长，然后让成年之后的他们付出代价。绿妖记得，2004年前后，北京房价开始上涨，她和那群朋友渐渐失去联系，各自去市场上扑腾，“有时在发布会现场遇到了，彼此都灰头土脸地点点头，拿起自己的车马费各自转身走开。”她放弃了写作。2007年，李霄峰也远离北京，跑到上海，酗酒，很长时间不看影评。这让我想起他写的小说里的人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今天他觉得自己像什么？一团被揉得皱皱巴巴的废纸。”
很多年之后，李霄峰看到年过四十的贾樟柯拍出了《天注定》，再次被打动，他认为这是贾在《小武》之后最好的作品，也是如今中国社会的真相，“金钱能把人撕碎、重组，把人扔出去，再把人捡回来。”
直到《少女哪吒》，这个项目受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关注，在朋友们“小范围众筹”的帮助下完成，李霄峰才把被撕碎的自己拼接起来，就像他电影中“哪吒”的隐喻。他开玩笑地说出一个也许不是玩笑的真相，“大家扔钱进来的时候估计都捂着眼。”
朋友们说他近几年变化很大，待人接物周到许多，能在35岁时拍出第一部电影，多少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尽管他在家的时候仍然习惯拉上窗帘，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仍然让电影中几乎每个角色都有一个文艺爱好，写诗、画画、弹琴、唱戏、读三毛……他敝帚自珍，又渴望分享，“都是宝贝啊！”
“说实话，已经算顺风顺水了，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面对自己。”在这个急剧压缩的时空中，他认为自己“没有跨越什么东西”。除了老妈还是时不时念叨，李霄峰，你能不能回比利时把你的文凭拿回来？
宝城
《贾斯汀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这是李霄峰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讲的是他某一年去参加柏林电影节，计划结束之后回比利时一趟，临走那天下午，他还在酒店里晃悠，所有人都讶异地问他，你怎么还没走？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而他自己呢，意外地从酒店前台得到一份礼物，对方留下的是他的房间号，写着要送给Mr Lee（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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