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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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林向东的头四个半小时我都在爬山，道路在山谷中盘旋而上，过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后进入吕梁山。煤矿的开采催生出一个烟囱组成的森林，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煤渣堆。厚厚的煤灰沉积在边缘，悬浮在空中，给所有的东西都披上了一层污浊。公路表面四处都有裂缝和凸起，蓝灰色的卡车驮着沉重的煤堆颤颤巍巍地经过，不仅碾碎了路面，自己也差不多散了架。有两辆卡车在路上相撞，像是被遗弃了，还有几辆车也停在路边，发动机有气无力地鸣响着。其他的车则受到了更大的影响，一声不响地立在那里，发动机盖张着大口。等我超过了一辆费劲爬坡的卡车，停在离石小镇外面吃饭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扫烟囱的人”，浑身上下覆盖着煤灰，布满老朽的柴油发动机喷出来的尾气的味道。

我在汾阳的一个旅馆入住，房间里有彩电、空调、热水、浴室套间，还有袋泡绿茶，总共才50元。我泡了一个奢侈的热水澡，然后在马路对面的餐厅里晒太阳。一个会说英语的老师主动告诉我说，今天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气温已经升到了38摄氏度。

“我们觉得您很了不起！”他郑重地说。

我也报之以同样的情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慷慨而坦率的仰慕之情。

*

北京早已成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现在，每一个把我与最终的目标分隔的日子都很可能转化为一个个必须克服的危险障碍，而不再是回味无穷的探险经历。汾阳和太原之间的公路终于脱离了山区，深入一望无际的平原。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一层烟雾，能见度很低。地里的残茬燃烧过后，冒着青烟；蓝色的运煤车来来往往，发出巨大的噪音，司机使劲儿地摁着喇叭，燃烧不充分的柴油喷射到空气中。我皮肤上暴露的部分被煤灰和油烟熏得黑黑的，眼睛布满红血丝而且火辣辣地疼，好在我还经常能在餐厅里的水盆里洗洗脸，洗洗胳膊。这里天气太热了，我吃面条和喝绿茶时流的汗比蹬车的时候还多。

语言依然是我的障碍。我用自以为是的最佳汉语点了面条和鸡蛋，但是路边餐馆的女服务员却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傻笑。于是我干脆径直走进厨房，指指生面条和几个鸡蛋壳，上来的这碗西红柿打卤面加荷包蛋恰恰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半天摸不着头脑的小餐厅老板终于弄明白我是一路骑车从英国来到的这里，光是出太原就花了有一个小时，因为一路上的那些路标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问路永远是一件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一个双音节的简单的字，比如“大同”，就这么几种发音，我大概是把各种念法都试了一个遍。每次面对着一脸茫然的瞪视，我都得走一遍繁琐的程序：先从背包里掏出旅游指南，找到大同地区，然后指着上面的中国方块字。除了变幻莫测的字母拼音，最大的障碍我想就是交流了，比如说，几个字的拼写可以完全一样，但仅仅是声调不同，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文字简直就得拿来唱。这么一来，一个字就凭空生出很多种发音上的变化，于是无论你想表达什么，被误解的几率也成倍增加。每个音节都有四种变化：平调、升调、先降后升、降调。就算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单音节“ma”，就可以有无数种意思“妈”、“马”、“骂”、“麻木”、“大麻”。于是乎，“DATONG”突然就变得错综复杂了。

*

我在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大块大块的岩石中间找了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这时候，我发现后座的行李架断裂了，毫无疑问，这是G108公路那个漫长且糟糕路面的杰作。尼龙绳已经试过了，不管用，我只得在涞源下了车。对面的建筑工地上有个男人，正在焊接一辆独轮车，他看见我，立刻叫上了两个同事帮忙，一起对行李架用劲，但是断裂的两头还是合不上，他们的努力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了。他们丝毫没有泄气，干脆把手里的活放到一边，即兴想出一个临时的修补办法。他们切割了一段钢筋条，尽量平行地贴着断裂的地方，然后用铜丝绕起来加固。我递给他们50元作为回报，但是他们拒绝了。当我骑车离去时，我的行李架好得就像新的一样，而心里头也因再次遇到慷慨的中国人而充满了感动。

一个小时之后，道路分叉了，路标上用汉字标注着，左边是北京，右边是天津。一百多里之后，我终于第一次遇到了良好的路面，因此当发现“修路工”莫名其妙地从路中挖出了很多石块时，我既吃惊又恼火，不得不慢下来，像蜗牛一样穿过一个又一个石堆。大部分时间，我一边较劲，一边却在嘴里嘟嘟囔囔地诅咒来诅咒去，心里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付钱把一条好好的路折腾得乱七八糟。我最终的结论是：把一条好好的路挖得七零八落的原因是为了鼓励车辆从另外一条道路去北京——那为什么还要立上标志牌呢？

如果真是为了打击过往的车辆，那他们的目的真的是达到了，这条公路经过了无数个几乎直上直下的坡道，越过了无数个参差不齐的绿色山峰，几乎像是被遗弃了。中途，我停下来缓解一下疼痛的后背，坐在一个水泥护栏上，静静地聆听小雨淅淅沥沥的拍打声，昆虫的鸣叫声和鸟儿的啭鸣声。眼前的绿色看起来几乎让人错以为在亚热带，郁郁葱葱的山野把我带回到死海海岸线那些疲惫不堪的日子。羊群在远方的山坡上吃草，看起来就像蠕动的小虫子。

骑过了一个山口，我在一个陡峭而曲折的下坡路旁看到一家孤零零的小餐馆。这地方好像是两个姑娘开的，一个18一个20。父亲带着年幼的儿子和两个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在边上遛达。这位父亲骨瘦如柴，个头矮小，心理上和身体上看起来都有点儿不堪一击，他也是我在中国看到过的为数不多让我厌烦的人，不住地用英语向我叫喊。他仅有的两个英语词是“Hello”和“Bye…bye”，因此我们之间的对话立刻就变得单调乏味了。他用手比画着向我暗示，我在北京能找个很好的小妞泡泡。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无法想象，哪个女人会乐于和他上床。

其中一个年轻男子告诉我说，他28岁，失业在家。他以前是开那种喷黑烟的小三轮货车的，直到有一天晚上灌了八瓶啤酒翻了车才算是彻底不干了。那次车祸导致他的胳膊断了，他觉得现在用左手依旧很不自在。他笑嘻嘻地透露给我，那个大点儿的姑娘是“他的财产”。然后，他又指指给我上菜的那个年轻点儿的姑娘，似乎在给我建议，然后在我手心里用圆珠笔写下“I　love　you（我爱你）”。这种幼稚的举动让我极为尴尬，那个可爱却天真的小姑娘则更为难堪，对他懊恼不已。

晚饭之后，我们在夜幕下的山林中漫步。我们坐在路上，注视着山谷中的村庄亮起的万家灯火。东边的山峰处，一片一片的闪电照亮了天际。

*

我在晨曦中醒来，薄雾就像轻纱，笼着山巅。这里距北京仅130英里之遥，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上路了。

当然，其他人也一一出现了。

“哈喽！”那小个子尖着嗓门叫道。

“我想你的意思是‘good…bye’（再见！）是吧？”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跨上了我的“小马驹”。

“哈喽！”

“拜拜！”

我已经变成一个无名的男人，一个骑着自行车闯进人们生活却又永远在赶路的神秘陌生人——就像　《西部往事》里面的查尔斯布朗森，我所需要的只是颜尼欧·莫里康制作的配乐而已。布朗森扮演的“哈摩尼卡”沉迷于复仇情结，甚至近乎疯狂。看来与眼前这么一个想只身骑车穿越亚洲的家伙持有同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第二十五章　归途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您的邀请函电传号已经抵达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以您的名字存储，您可以在那里领取了。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商旅们必须冒着被土匪和军阀伏击的危险，然而，对于一个现代的旅行者而言，最大的障碍却是官僚作风。

亲爱的赛宾：

今天我在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外的酷暑中排队苦候了一个上午，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根本没有接收到电传！那个女人查看了两遍电脑，用我的护照号和出生日期检索了两遍，但没有任何记录。请您马上再传一次，以便我明天（在周末之前）继续推进。传出后，请务必以电子邮件向我确认，我明天去拿。

很显然，因为我所委托的德国旅行社没能把我授权提供的文件及时电传过来，我非但没能利用这个理所应当的机会好好休息或者观观光，反而在位于北京另一头的宾馆、俄罗斯大使馆和网吧之间来回奔波。俄罗斯大使馆外面的条件简直无法言说。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已经将您的邀请函附在该邮件后面，您可以以此为证出示给俄罗斯大使馆。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再次向我们保证，大使馆的确有一份电传，不过，您也可以以这份邀请函到使馆领您的签证。但愿您明天一切顺利。

第二次在大使馆大门外的骄阳下，和一群同样焦头烂额的人推搡着在汗津津的队伍里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传真复印件和再三的恳求同时被拒。我再一次头晕眼花地回到地铁站，耳朵边不断地回响着“nyet”（俄语“没有”）。

亲爱的赛宾：

今天早上我把邀请函打印出来并带去俄罗斯大使馆。但是，电脑上还是没有他们收到电传原件的记录，复印件他们也不接受。不仅如此，这份邀请函也不符合要求，因为商务签证需要一份俄罗斯公司发给我本人的邀请函，函件中必须注明公司的详细情况，包括公司的登记号。我建议您把原件再次电传，并添加必要的辅助文件。或许您的俄罗斯同事可以给大使馆打电话，亲自询问他们究竟要求什么样的文件。如果下周三四之前无法妥善解决，我只得咽下这个苦果，另作计划，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