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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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的成绩跑完了维也纳马拉松全程。他还是位卓有成就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从开伯尔山口一路走到大吉岭，还曾驾着独木舟横渡亚马孙河，在鳄鱼和蚊子的包围下躺在独木舟里睡觉，早上和食人鱼一起在河里游泳。

“你怎么没被生吃呢？”我们难以置信地问。

“除非水里有血，否则食人鱼是不会吃人的。”他轻松地答道，“你只需小心别把自己划伤就行了。至于鳄鱼么，它们跳不起来。”

这后半段话听起来不太属实，因为我恰好知道，鳄鱼是可以跳跃的：我在津巴布韦（Zimbabwe）的鳄鱼农场参观时，一只小鳄鱼就向我跳了过来。虽然这条鳄鱼还没有完全长成，而且我们中间还隔着坚实的铁丝网，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心有余悸。

他准备骑车穿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骑车环游美国，然后再飞越太平洋，骑车穿越欧洲，最后回到奥地利，结束他的环球之旅。在旅行过程中，他以教人德语和滑雪为生。这真是个活生生的奥地利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啊，他乐观合群，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能量和自信，这样的人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

罗夫和我在一家餐厅酸溜溜地讨论着这个奥地利奇人。罗夫一边大口嚼着肉串，一边冷嘲热讽地说　：“我能想象，这些食人鱼互相发出警告　：‘小心点，小伙子们！阿洛伊斯正在晨泳哪——上帝保佑他千万别把自己划伤了！”

“那些鳄鱼的本能肯定已经告诉它们，阿洛伊斯就在那个独木舟里，要是斗胆向他发出进攻，肯定得掉脑袋。”我恨恨地猜测着，“要是阿洛伊斯有机会和女人坐在一起吃饭，你觉得他会不会堕落呢？”

*

一声公鸡的啼叫唤起了四面八方的狗吠，不大一会儿，本地清真寺晨祷的宣礼员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巴姆的一天开始了。我腕表上的闹钟在一片嘈杂声里有气无力地吱吱叫了几声，罗夫的回应则是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屁。

“牧师，再来点儿茶？”我不知道他能否听懂这个老掉牙的笑话。

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当个牧师也不赖。”

罗夫一直宣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却不敢苟同。他怎么可能一边不相信上帝，一边却笃信轮回，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在科尔曼的一家网吧里，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宣称自己一没老婆，二没工作，三不信仰上帝，这番论调让其他听到的人目瞪口呆。

“我的每一份工作都会出现一点儿问题。”他开心地说，“通常是积极性不足。”

离开巴姆，路边的棕榈树和小村庄逐渐被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取代，沙子夹杂着小石块，随风拍打在我们脸上。

“饿了吗？”当我们艰难地跨过路边一头胀鼓鼓的死驴时，罗夫侧脸抛过来一句。

两个多小时的逆风而上，把我们拍打得像汹涌巨浪里两只沉浮颠簸的小船，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把自行车倚靠在一块绿白相间的路牌上，上面用拉丁文和波斯语写道：“此处距离下一个村庄舒尔干（Shurgaz）15公里！”。

“真不知道，这里没有红木便座，没有柔软、结实、长得没完没了的卫生纸、镜子、毛巾架、空气清新剂、浴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拎着一瓶水到沙漠里快速解决了一下，回来跟罗夫说道。

“一帮蠢蛋！”罗夫咆哮了一声。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本名叫《踢球者》的德国杂志上撕下来几页，权当卫生纸。

然后我们继续迎风而上。

加油啊，罗夫，冲呀！你可以把愤怒转化为能量，向光明奋力冲击！

舒尔干最大的建筑是一个警署和检查站，整个小村孤零零地隐藏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和矮树丛中。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罗夫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就在沙丘之间支起了帐篷。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我吃了点饼干、苹果，还有剩下来的羊奶酪。罗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我的闹钟：“只有普鲁士士兵才会用闹钟，这么大清早上路，肯定会让路人认为你是德国人。”我们在科尔曼会合之前，他通常会一觉睡到11点左右，直到被热浪或苍蝇从一池子汗水里弄醒，浪费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他又会在黑暗中拼命骑行。

我从来没遇到过对异性那么冷嘲热讽的人。我们俩的话题轻松自在地在疯狂、世俗和离奇之间来回游走，我们交流着彼此的梦想和恐惧，分析各自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没提过曾经与他分享生活的女人。他的玩世不恭一定事出有因，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经有过一段黑暗而神秘的经历。

许多年前，我唯一想共度余生的女人决定选择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苦涩中，并对这件事避而不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经愚蠢地放纵自己的憎恨，对所有女性的感受都强烈扭曲。

一天晚上，当看到罗夫逗弄路边的一条小狗时，我确信比起女人来，他更愿意和狗更亲近。

“说不定你前世是条狗。”我说。

“肯定是一条规规矩矩的狗，所以投生成了一个德国人，有幸生活在这个对失业人员最慷慨大方的国家。”

“你下辈子可以再投生成狗。”

“恐怕更有可能变成狗背上的一只跳蚤。”

“要是不好好洗盘子，你就会变成一条蛆虫，爬在粪便里。”我一边警告他，一边在冷水里冲着油腻腻的盘子和平底锅。他很少帮忙做饭，而且从来不洗东西。

“你说你对猫过敏？”他振振有词地说，“那我就是对工作过敏。”

*

扎黑丹（Zahedan）的每个男人都裹在鼓囊囊的长裤和一种叫“Shalwar　Qamiz”的宽松长衫里，这身打扮在伊朗其他地方很少见，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巴基斯坦边境了。虽然旅游指南上大肆诋毁这个人口41万的城市，但我和罗夫却一致同意，这里的冰淇淋站是最好的，至少和科尔曼那家不相上下——对于我们这种骑车旅行的人来说，损失的卡路里必须要用每天摄入的能量来补充。

我们在宾馆餐厅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奥地利人阿洛伊斯和他沉默寡言的瑞士“随从”厄尔斯。他们从巴姆过来仅仅用了两天，而我们则用了整整三天。“昨天我们顶着可怕的风爬了一百英里的山路。”阿洛伊斯说。

我开始隐约对他那凡事都胜我们一筹的样子有些恼怒。可怕的风？伙计，跟在罗夫的后面，你就知道什么是可怕的风啦。

“这家伙倒是很有幽默感，是吧？”罗夫说道。

去印度领事馆的拜访宣告失败后，我们去理发店把我可怕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罗夫几乎是被我从接待处的沙发里撬动起来的。

“从前你看起来像个海难幸存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疯狂的纳粹科学家，专门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种。”罗夫评价道。

一天下午，我们窝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如何骑车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当然，这样的事情阿洛伊斯早就做过。我期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并让我带着全新的思想，更高的成熟度，不同的价值观，更强烈的自信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回到故乡。或许，它还会让我变得更像阿洛伊斯。

罗夫早就宣布过他无意“安顿下来”，所以他警告我：“回家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恢复到离家之前的样子。你还得重新适应周围的人。”

“那可不一定。”我反驳道。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去“适应”其他人。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好好利用。等到快到“生命的临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个异类，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买电视，结果我就成了班上唯一一个不知道《雷鸟特工队》（Thunderbirds）和《无敌金刚》（The　Six…Million…Dollar　Man）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假装能听懂伙伴们闲聊的话题，但最后我长大了，也就不装了。在大学里，同学会在假期里到超市堆货架，攒钱从事社交活动；但我却长期抵制校园酒吧，到了夏天，我就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欧洲逛个够。当我的同学们开始职业生涯，进入教育、银行、法律和医药等行业时，我却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当上了一名货车司机。我开着货车跑遍欧洲大陆，在各种地方工作、睡觉、吃饭。最后，我放弃了长途司机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社交生活和写作时间；当别人都在开车的时候，我却开始每天长距离骑车，骑车上下班，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荆棘和荨麻总会越长越厚，我被划伤过，也被刺痛过，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然而，当反对声日益升高，怀疑的目光成倍加强时，我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身陷于令人麻木的工作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我内心那种求变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我最终选择踏上旅程，就是为了逃离这个朝九晚五的大磨盘，重新发现我的信念和方向。

但罗夫却和我不一样，他乐观地品味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即便每天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也不反感。对他而言，旅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叛，是将他从职责恐惧症里解脱出来的工具。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宾馆大吃了一顿早餐，有面包，每人三个炒鸡蛋，奶油，还有果酱。阿洛伊斯和厄尔斯却不见踪影。

“我敢说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可能想今天就到诺克·昆迪（Nok　Kundi）。”罗夫嘴里塞满了炒鸡蛋。

“他们简直疯了——一天要骑230公里！”

“这也是可能的嘛。”

“除非条件很理想，而且阿洛伊斯昨晚上也没说今天不吃早餐。”

“这就是他的风格，总是喜欢出人意料。”

早餐过后，我俩开始向巴基斯坦边境进发。罗夫是个上手很慢的人，但是有风从背后推着，还有微微下滑的道路，所以一路穿越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