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这一天-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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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上最出风头的女星是莎朗·斯通，她既是主持人又是慈善义拍的拍卖官，她自己捐出的拍品保时捷跑车拍到近百万美金，整个晚宴筹到千万美金。当她举起香槟豪放地露齿而笑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自己的生涯末路已经从门外的红地毯上开始。
两个小时前，她在红地毯上接受一家香港媒体访问，她的那一番言论一经播出马上引发轩然大波；她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害的冷血态度在中国网络上反应空前激烈，差不多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程度。一个星期后，她代言的法国化妆品公司宣布终止与她在中国的合作。有人给她算过，她在戛纳红地毯上几十秒的讲话，给她带来八位数美元的折损。
她的受访言论现在贴遍中文网络和中文媒体，原初的访问视频至今仍是YouTube里的大热。仔细覆按她的原话，平心而论，她讲的并不像中文译稿那么恶毒。她并没有说“地震很有趣”，那个关键的“报应”，原文是“karma”——来自印度的佛教名词，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业”，或者“业报”——听上去也没有“报应”那么冷酷。不过那也只是语气上的小出入，她不必感到有多少委屈。面对一家中国媒体，地震中丧生的7万亡灵不远，她居然没有一个字的吊唁和慰问，被别人误解了也算活该。
另外，她算是一只声像业的老鸟，但根本不懂如何在电视里说话。记者问她对中国地震的感想，她劈头一句就是：“这很有趣”（It’s interesting），观众十有八九会把“这”（it）听成指代地震，只有仔细地、一字不漏地听完后面几个从句，才会发现“这”（it）是虚拟主语，指代的是后面从句中叙述她自己的思想转变。当年玩票写电视剧的时候，这一行的前辈就指点过我：电视里的台词，句子一定要短，意思一定要浅白，重点一定要明确。而莎朗·斯通的那段话，左盘右旋，七缠八绕，不是听的人不明白，她自己没有说明白。无怪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她再看一遍视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莎朗·斯通是个艳星，提起她应该想到的是另一个源自印度佛教的名词kama（情欲女王）。此卡（kama）非彼卡（karma），kama要去玩karma，结果是不知所云，自陷地狱。我比较相信莎朗·斯通的错误更多的出于无知和愚蠢。
学究气地补充一句，她那个karma的用法也不对。正统佛典里业报都发生在来世：作业今生，果报后世。现世报是民间佛学里的野狐禅。
北京人，上海人
大概地说，北京人幽默得有点泛滥，上海人不解幽默。
有一位电影导演在北京的一家馆子里吃饭，那家馆子专卖毛家菜，音箱里翻来覆去地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原声录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导演听烦了，对服务员说：“把喇叭关了。我都听两小时啦。”服务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已经听两年了。”
北京人的幽默能够互动。还是那位导演，还是去饭店吃饭，小姐送上菜单，导演胡乱翻了翻，问：“有什么东西免费？”小姐很厉害，笑吟吟地说：“微笑免费。”“快笑快笑。笑完了埋单。”
这一套在上海玩不开。有一位编剧上街买一支雪糕，一咬感觉满嘴面粉，一气之下幽了一默，他问售货员：“你们卖雪糕收粮票吗？”柜台后的两个老阿姨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侬吃过雪糕伐？吃雪糕还要收粮票啊？介戆的闲话。乡下人。戆佗。”编剧的幽默感没卖掉，反被抢白了一顿，在上海卖弄幽默，往往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还有一个和冷饮有关的传闻：二三十年前，北京的导演陈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第一次来上海，穿得干干净净。他妈妈是南京人，告诉他上海人衣帽取人（不是以貌取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势利。火车到上海，他很有信心地踱出车站，感觉身边说上海话的旅客都没他穿戴齐整。那是个夏天，陈导演有点口干，便去路边的冷饮店买棒冰。“我要两个冰棍儿”，他很自信地说。卖棒冰的微微一愣，问道：“你一个人。”“是啊，一个人，要两个冰棍儿。”他转身咬着两根冰棍儿离开的时候，背后飘来三个字：“乡下人。”
导演的上海同学后来告诉他，上海人不作兴一次买两根棒冰，他们先买一根，吃完了，再买一根。
上海人不解幽默出自上海人事事讲究功利，出自上海人计算的人生观，不耐烦虚言调笑的浪费。上海人的计算和经济，使上海方言里严重缺乏抒情的感叹词，没有实际功能的词汇也日益减少。在京沪两地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名著《城市季风》里引用过一个很好的观察比较：做爱时，北京女孩情到浓处会高喊“我爱你”一类热烈誓言，而上海小姐则红着脸说“侬牢结棍格”（你好厉害啊）。“我爱你”是广告性的空虚赞叹，“牢结棍”是实务性的质量验收。男人喜欢哪种表扬？
不敢来上海
台湾来的张先生也算是名门之后，他父亲是很有声望的老作家。他倒没有在文化圈谋生，安心地在苏州工业园里打制照相机镜片，他不是文化人（台湾的文化人也太多了），只是一个磨镜人。
和他约在阳澄湖吃大闸蟹。席间，他连连说：“上海厉害，上海厉害。我不敢来上海，我在北京住了四年，现在来到了上海的门口，还是不敢进去。”
桌上的上海人受到鼓舞，忙着追问他上海厉害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有毛尖姐姐，文章写得飒爽英姿？他有点困惑地摇摇头：“未曾领教，那肯定是厉害的。不过我见过的第一个厉害的上海人，是我以前的老板，皇冠的平鑫涛。他赚钱赚得真叫漂亮。他做书，与图书界交往反而不多。他的本事就是找作家，捧作家。捧一个红一个。”
想不到他原来也是个文化人。座中客问：现在上海有什么厉害？他说：“什么都厉害。只有上海人敢把内衣内裤晾到马路上。开玩笑，这就是气派。什么没见过。一切都在掌握。”
举座默然。大闸蟹丰腴的膏脂似乎把大家的嘴同时封住。上海人一时听不清爽他是挖苦上海人还是表扬上海人。他又说：“我到过上海。音乐学院边上有一家小小的乐器店，橱窗里有八只喇叭。我仔细一看都快疯了。我玩了几十年的喇叭，我懂，这八只是最好的喇叭。一只不多，一只不少。开玩笑，这就是上海人。”
举座释然。酒气烟气人气重新升腾。他点了一根烟，慢慢地说：“家父原先也在上海住过。他的小说里常常写到上海人。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上海人，生意做垮了，要去自杀。裤袋里摸出最后几只羊，买了一根绝版的雪茄，在轮渡上仔细地抽完再去死。开玩笑，厉害不厉害？”
“几只羊”是老上海的俗话，几块钱的意思。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未必知道这些俗话。大家觉得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便把上海的话题搁下，开始追问他在苏州工业园和江南娇娃的艳遇。
临别时，上海人客气地邀请他来上海做客。他笑着摇头：“不敢不敢。”
不热闹，大不好
上海最有名的路叫襄阳路，因为襄阳路有一个最有名的服饰小商品市场。那里八九百家小商铺，每年能做5亿元的生意，上交税收2000万。这些数字并不惊人，那里最惊人的是它超旺人气，它每天的客流量5万，70％的顾客来自海外，它是上海各旅行社最看重的旅游景点。那么多人赶去襄阳路，那里能买到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的仿冒名牌。
在海外，襄阳路有时候几乎与上海齐名。欧洲的一个副首相到上海做官事访问，主人问他想去哪里看看，他脱口而出：襄阳路。但是，2006年，襄阳路市场在上海消失，不是搬迁，而是消失。政府决定关闭这家全上海甚至全中国最有名的商场。理由很简单，襄阳路市场已经成为最集中的国际知名商标侵权地。国际大品牌的上海标准已演变成：在纽约第五街，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有专卖店，在襄阳路有冒牌货。在襄阳路，差不多是有名皆冒，无货不假。
改革开放二十年，上海民间最有创造力的古怪作品大概就是襄阳路市场。大多数上海人对陆家嘴金融区、新天地酒吧街并没有什么认同感。只有在襄阳路，他们才可能与偶尔光顾的国际明星和大公司高管一起分享新上海的变化。我见过两位在上海艰难谋生的搬运工，一个人戴着劳力士，一个人戴着江诗丹顿——都是从襄阳路买来的冒牌货。远隔五米，你看到他们的腕上尊贵竟然不下于李嘉诚和比尔·盖茨。
2006年以后，上海不再有这样一个市场。政府的一纸禁令，实在太没有想象力。曾国藩当年光复南京，首先恢复秦淮河的管弦夜游。他手下两位处世方正的理学名臣见秦淮妓船日多（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想要禁止。他们去见曾国藩，问：“日来河下甚热闹，公闻之乎？”曾知其来意，慢吞吞地说：“信热闹邪？不热闹，大不好；热闹，大好，君等第遣人弹压，无致滋事可矣。”这两位理学名臣是真君子，默然而退，深长思之后再无异议。后人评价曾国藩：“疑谤所集，亦所不顾，要唯以行其心之所安、期于民之有益而已。”
今人的胆识，怎么能和古人比？
荷花大少
读杂书闲文，常常读到“荷花大少”，而且用法不一。台湾名家柏杨做作文时就很喜欢用“荷花大少”，他笔下“荷花大少”专指有钱有势的浮浪子弟，“不可一世，权震公卿”。和大多数望文生义的作家一样，柏杨的“荷花大少”错得离谱。
“荷花大少”一语来自老上海的风尘界，来自当时的高级情色俱乐部长三堂子。长三堂子的姐妹阅人多多，她们交往的嫖客不仅有富甲天下的大老倌，也有“穷星未退，色星高照”的“空心大老倌”。“她们称一班假阔少叫作荷花大少，因为冬季的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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