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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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
事后，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大家对李克农的尊称），您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要解决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需物资，并运往陕西、山西等地，这些都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任务。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军政部的电报说：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所部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自那以后，凡是中共向国民政府争取过来的军用物资，都由李克农签名领取。
物资匮乏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缺乏纸张、棉布和其他物资，这些大多是由驻京办事处采购、运送的。战争期间，形势相当混乱，火车车皮十分紧张，但在宁、沪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很高，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几乎都能得到优先照顾。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
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在办事处撤离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驻沪办事处之间经常有联系，李克农指派上海他的学生宋季仁担任两地之间的交通。撤离前，李克农交给办事处的王凯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让他在家中待宋来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务去了汉口，并已在汉口获取了这份文件，就没有再来找王凯。南京沦陷后，王凯历经千辛万苦，才躲过了日本军队的魔爪，他将文件藏在裤裆里，带着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寻找宋季仁。但怎么也找不到，只得回家乡———福州，后来经过辗转才重新找到党组织。
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逢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此时蒋介石邀请郭沫若任职，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为其罗致人才。
三厅成立后，郭沫若请著名戏剧家、中共党员阳翰笙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制定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下达“手令”，第三厅还要设立一个对敌宣传处，这样就成了三个处。其中，第五处主管动员工作，中共秘密党员、文化名流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著名戏剧家田汉担任处长；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都参加了进来，真是群贤聚会。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则住在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里，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既多且杂，常常开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
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必武住的安仁里去团聚。
这个情况，周恩来起先并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诉他。临时有事就派车请李克农到办事处来，由于周恩来事情特别多，常常叫李克农到童小鹏的房间里等着。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