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汉武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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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上台伊始，在长安策问治国之道。董仲舒的对策最受汉武帝的推崇。与董仲舒同来的一百多位贤良文学，有儒家，也有法家、纵横家以及其他学派。这些人有些是以品德见优的称为贤良，别的是以文辞见长的称为文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在这个新主子刚上任时好好表现的机会，都希望本门学派的思想，成为汉武帝治国的依据。
汉武帝在未央宫宣室招见这一次对策的第一名董仲舒。汉武帝问董仲舒：“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先生解释。从前三王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不是天命如此呢？朕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又是什么呢？世界上的灾异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人的年岁有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气在社会上畅流，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希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饬，从而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骘，洋溢着的德泽足以施及四海群生，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董仲舒对年轻的汉武帝能提出这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是大感惊讶。好在他多年讲学研究，早巳形成了一套儒家治国的理论。而且这种问题又是他的擅长。董仲舒一一对答汉武帝提出的问题。
董仲舒说：“陛下问到天命和情性，愚臣不易回答，但臣根据《春秋》的记载，看到天人相应的情况，确实使人敬畏。”
汉武帝一听，其中道理很是奥妙，他就催促道：“请说下去。”
董仲舒接着说：“国家如有乱事发生，上天会先用灾害怪异来进行警告，但只要这个世代不是太离道，上天还是愿意扶持、成全的，不过自己也要强力勉励才行。强力勉励于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力勉励于道，则德见隆而功日大。这些都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事。”
汉武帝微微点头，董仲舒又接着说：“所谓道，是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又是推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已经辞世，而他们的子孙都能够长久安宁到几百年的时间，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从前厉王、幽王的时候，周道衰败了。但这并不是道忘失，而是厉王、幽王不遵循周道。宣王思念先王的德政，兴滞补敝，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又粲然复兴起来了，所以说治乱兴废在于自己，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厉王、幽王掌握不当，使道统失去的缘故。”
董伸舒看到汉武帝若有所思，就放慢语气又说道：“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恩厚，智明意美，爱民好士，可以称为很好的君主。但是天地未应，祥瑞不至，这是在于教化不立，万民不正的缘故，秦代的遗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法令公布了而奸佞横生，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自从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已有七十多年了，先帝们常想搞治道，而至今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应该变更教化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缘故。”
董仲舒的这一次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怀，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有相见恨晚之感叹。
儒生们的喜与悲（2）
汉武帝还没有从第一次对策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又紧接着下了第二道制书，命董仲舒将自己的政见写成文章，提出明确的意见。董仲舒受宠若惊，连忙赶写第二道对策。
在第二道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
汉武帝第三次写了制书给董仲舒，表示很欣赏他的天人感应的观点，他在制中写道：“朕听说善于谈天的人必有人间的事作为佐证。善于说古的人必在当世有应验，所以朕虚心地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先生既谈论了治国的大道理，陈述了历史上大治和大乱的原因，请再讲得透彻一些，朕将亲自览阅思考。”
两次对策，都获得皇帝的赞许，董仲舒感到十分荣幸，他马上上了第三道对策，郑重提出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以求一售。
董仲舒写道：“治国之道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在这对策的最后部分，董仲舒重点地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思想。他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正常的轨道；自古到今，通畅无阻的大义。而今负责教化的人来源不同，每人的议论见解又迥然不同。一百家学派就有一百种治理国家的方法，结论也不相同，以至于在上位的不能坚持一个方向，法令制度也是屡屡改变。在下位的人又苦于不知道如何遵循。臣很愚钝，但臣认为应该这样：凡是不在儒家的经典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和《春秋》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以及与儒学相违背的学说，都应该根绝，不准许他们与儒家学派同时并存。那些邪恶荒唐的思想消灭后，道统和纲纪，才可以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遵从正道。这样百姓也就好统治了。”
董仲舒的排斥百家，着重一统的议论正合乎汉武帝独霸天下的心思。汉武帝把董仲舒大大地称赞了一番，马上委任他担任江都国的相，辅佐汉武帝的异母兄长江都王刘非。刘非是现任皇帝的老兄，一向骄傲凶暴。董仲舒用礼教辅佐，不时规劝几句，很受江都王刘非的敬重。
建元对策称优者除了董仲舒之外，还有会稽吴县的严助，他被提升为中大夫；川人公孙弘，以六十高龄被征为博士。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端。
董仲舒在江都任上，不能充分施展抱负以经世致用，他只能局促在江都一隅，宣传他的天人感应学说。
公元前135年，辽东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便殿，相继遭受火灾。当时董仲舒在家闲居，他获悉这两次火灾，就用他的灾异学说加以分析，认为这是上天对汉武帝过失的警告。他也没有考虑这么做的政治后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灾异论》。
《灾异论》还没来得及上奏，就被主父偃探听到，并偷去呈送汉武帝。武帝召集群儒，命他们审议此文。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在其中，他不知是自己老师所作，把这篇文章骂得狗血喷头。当汉武帝告诉他这是董仲舒的大作时，吕步舒当时就傻了眼。
于是汉武帝以诽谤朝廷的罪名将董仲舒投入大狱，并定成了死罪。后来汉武帝念他上《天人三策》有功，又下诏赦免了他。遭此打击，死里逃生的董仲舒再也不敢随便乱讲灾异了。除了曾一度复出为胶西相外，他一直赋闲在家，治学著书，直到寿终正寝。
且不管董仲舒的沉浮，反正经过董仲舒的三次上策之后，儒家在汉武帝朝廷的地位是逐渐提高了起来。董仲舒的对策成了汉武帝治国的主要依据。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了。思想自由的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家思想时代。
儒家学者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无不怒发冲冠。但有时为了自己学术的生路，他们也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政治力量，置其他学派于死地。不过他们采用的并不是暴烈手段，人们看不到血染钢刀，却见人头落地。
儒家学派并没有单独的能力生存壮大，他们必须与权力相结合。既然他们需要政权作保镖，他们就必须付出雇保镖的代价。那就是，儒家学派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者的政治打手。
主持建元对策时，汉武帝年仅十七岁，他实际上是在丞相卫绾的指使下主持这次对策考试的。这是卫绾为首的一群儒生，利用幼主所搞的一套政治诈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达到他们排斥异己的目的。
卫绾本身是个儒者，又做过汉武帝多年的老师，他的话对汉武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看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都没有反对，就上奏一本。
儒生们的喜与悲（3）
卫绾在奏章中说：“那些专学申不害、商鞅和韩非子学说的法家和苏秦、张仪学派的纵横家到处搬弄是非，扰乱国政，请求陛下将这些专学法家、纵横家的贤良罢免回去。”
汉武帝基本同意了卫绾的意见，他没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贤良。如果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儒家独尊的宣言，那么这次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