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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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这样，现金眨眼间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满了库房。银行的洋人经过时，故意用脚踹踹，以傲慢的语气得便宜卖乖地骂道：“这么重的东西，真他妈给我们添麻烦！”

北洋时期，中法实业银行的华人职员等于今天的外企员工。他们的薪水视资历和能力而定，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请假在三个月以内的不扣工资。年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在工资之外，有时另加10％的生活津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秉衡在西门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销售员。在他的记忆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为六七百元，最低级的书记也在300元以上，当中美金和法币各占一半；华人员工则只发法币，最高的不过150元上下，低者仅20元。孙的月薪是95元。

荷兰人司比门本是个混混加无赖，后来混了个法国籍，当上上海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娶一上海歌女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门夫人后来成了上海头号的阔绰太太。她头上装饰用的假发，天天花样翻新；鞋能堆满两间屋子，每双鞋鞋尖都可以镶嵌钻石，每次换鞋，必嵌上两颗价值连城的巨大钻石；其家有两间房子储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花色缝制，每件只要在宴会等场合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她的珠翠宝石更是多得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司比门太太每天用掺着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顿饭动辄数十上百元（上世纪20年代），所食白塔面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司比门的缩写字样。司比门夫妻每举行一次宴会，仅餐室里用于装饰的鲜花的价值，据说就可抵普通人家一两年的伙食费。

民国初年，晚清的王爷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达12万现洋之多，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亲王溥伟1914年移居青岛，每月有两三个随事的换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从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每月开支大约三五千元，不够用时打电报再由北京汇款。

袁世凯称帝前，冯国璋闻风入京见袁，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袁的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预留60万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后来，四妾中有两人给袁生了遗腹子，两人生女。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晚年妻离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间小屋里，最终潦倒而死。袁的另一个儿子克端亦为败家子，夫妇大吸鸦片，终日享乐，挥霍无度。后来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的生活费，虽破败至此，但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克端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李纯是天津乡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混迹军中。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任上发了横财，家当无算。

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的。抗战胜利后，盛家被抄，逆产清册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着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

何应钦夫妇无子女。他在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数外人自然无从知道，但抗战胜利后，南京某报纸曾发表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将何列为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虽难说是实情，但至少不离大谱。

刘峙多年搜刮所得，虽无具体数目，但他在汉口买下两个大里弄，在南京也买了一条胡同。合计近千间房子，其家当大体可估。

胡宗南曾说：“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

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他在当了两任师长、一任军长后，银行存款有80万元。当时法币还处在稳定时期，有属下建议他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存在国家银行流通，不准提取。他常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

康有为晚年，过着“钟鸣鼎食”的日子。康公馆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民国初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娶姚怡诚为侧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蒋家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当差，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发不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靠来客赏赐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诚抽头，平均分给三人用。蒋当时的朋友中，以张静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生活费，都仰仗张静江供给。据说由蒋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达十余万之多。

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　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郑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周答：“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