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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中国文学史-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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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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