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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南明朝那些事-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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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国家的失望,像张同敞烈士那样,尽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让自已的国家,在自己的手中,离真善美更近些,离假丑恶更远些!

1650年11月,对于逃难的永历帝而言,充满了阴霾与黑暗,广州、桂林两个省会城市相继失陷,继瞿式耜死难后,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将军——焦琏,也被准备降清的陈邦傅暗杀。

永历帝在无可奈何中,从梧州“移跸”南宁。

在南宁,他迎来了1651年的春节。

但新的一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广西的陈邦傅终于投向了清朝的怀抱,海南岛的杜永和也放弃了最后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帜。

在广东高州、雷州坚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军王胜堂等擒获,押往广州,因不屈被耿继茂杀害。

在黯淡无光的前景下,永历朝的大臣们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贵;一部分遁入山门,不问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统区”,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员坚持留下来。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明的历史,将在1651年完全结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卫南明的阵营中,并把南明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11年。

第二十七章 大西南

四川,血浸的土地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这股加盟并伴随着大明走完最后一程的力量,就是当年以推翻明朝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装——大西军余部。

大西军余部,由一支“反明武装”到“护明武装”的转变,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因素。

这其中,有利害关系,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还有个人禀性。

这种转变,是从张献忠在四川经营失败开始的。

1644年初,作为大明王朝“第二杀手”的张献忠,率领他的造反队伍,成功地占据了湘赣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就在大家都预测,他将直捣大明“留都”南京的时候,张献忠却放弃湘赣两省的地盘,调转枪头,杀向四川。

他这样做,并不是害怕“阶级敌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担心“阶级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两大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与李自成,仿佛就是三国时周瑜与诸葛亮的“翻版”。张献忠年纪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闪光灯”,比李自成少。

出于这种妒嫉心理,他与李自成发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后来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并”。

现如今,李自成不但占据了陕豫鄂的大部分,而且还抢先一步,在西安称帝建国。

更关键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届“真龙天子”的不二人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歌曲正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而此时此刻的张献忠,却仍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顺……

“人与人的差距,昨就这么大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张献忠,经常愁眉紧锁、自怨自艾!

但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掂量自己无法与风头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后,张献忠毅然决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已是“纷扰不止、干戈不息”时,动乱的飓风却丝毫没有越过巴山蜀水,刮进这个“天府之国”来,整个四川依旧是一片风调雨顺、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与这景象不协调的,是由一群“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摇黄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区捣乱。

于是乎,四川的明军精锐,被悉数征调,去铲除这颗“化脓生疮的毒瘤”。

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就在明军精锐被“摇黄十三家”缠住时,张献忠已带着队伍越下牢、渡三峡、克培州、取重庆、占成都,如入无防之国。

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许是渴望乱世有一位强势保护者的出现,这时的川人,对张献忠的队伍既不欢迎,也不反抗,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投桃报李,在占领四川的途中,张献忠也特别注意军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这时军民关系,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区外,已全部被纳入张献忠的控制范围。

因为饱受李自成“建国称帝”的刺激,有样学样的张献忠,终于在四川成都,圆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梦!

称帝后,他给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西”,定年号为“大顺”(把李自成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心理扭曲的张献忠,总算是占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一向柔顺老实、乐天认命的四川人民,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人数不一的“护粮队”,用游击战来消灭一小股一小股出来“打粮”的大西军人。

这样一来,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冶安问题,转而成为张献忠一个十分头痛的难点。

时常以“半个读书人”自居的他,马上认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读书人引出的祸,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四川的读书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义,再次向“全国”下达了在本年度,将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的圣旨。

圣旨还特别附加了一个硬性规定,所有读书人,必须来参加考试。不来的话,全家问斩,邻居连坐。

圣旨一下,全川99%的读书人在一个月内,齐聚成都,准备应考。

但在应试之日,考场变成了屠场,一万七千多名读书人,除留了十几名比较顺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杀。

杀完这些读书人后,仍心有余悸的张献忠,转而把屠刀挥向了“僧道、医卜、阴阳及百工技艺之流”,于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以各种名义被骗来后杀掉。

消灭了上述的两类人后,大西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仍然是后浪推前浪,大浪带小浪。

只要有“再起义者”从田野杀向城市时,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杀死城里的大西军,欢迎这些“再起义者”入城。

恼火万状的张献忠,马上把这些不识时务的“城里人”,确定为下一步的屠杀目标。

对“城里人”的屠杀,是先从“首都”成都开始的,接着,简阳、荣县、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杀了城里人后,张献忠便强迫郊区农民“农转非”,进城为大西政权服务。

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占重庆。

明军的再次到来,让四川人民又怀念起这个曾保护过大家生命、财产及传统文化的政权来,于是纷纷从各地向重庆靠拢,曾英的统治的人口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

张献忠忙派出义子刘文秀统兵攻渝,但很快被“团结起来”的重庆军民打了个大败而归。

在重庆胜利的鼓舞下,杨展等南明将领又先后占领了川东、川南的綦江、宜宾、叙州等重镇,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进,各地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杀死大西官员及少量驻军,迎接明军。

这时,清军又打着“出民水火”的旗号,以“解放者”的身份,从汉中向四川蚕食。

前方的大西军是屡战屡败,大西政权的地盘是越打越少。

对经营四川己经绝望的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打回陕西谋求“再次创业”。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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