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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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于是不费一刀一枪就越过仙霞关，进入福建。
由于郑芝龙大规模收缩军队，进入福建的清军自然无仗可打，直接大踏步地向隆武帝的行在“延平”推进。
危险正一步步向隆武帝逼近。
8月21日，感到延平已经无法立足的隆武帝起驾西行，率领五百多名御林军准备赶往明军重兵集结的赣州。
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赶到赣州前线，用自已的名号来鼓舞士气，打赢赣州保卫战，扭转战局，重振乾坤。
隆武帝不愧是一个“把书籍当作生命、活到老、学到老”好皇帝，即使在战火纷飞的转移途中，也依然带了十车书，边走边读、怡然自得。
8月26日，他们一行人到达福建长汀，当晚停驾于此地。
次日凌晨，有大队身着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称护驾。
守门士兵大喜过望，连忙大开城门，迎接亲人。
城门一开，被迎进城中的“明军”见房就烧，见人就剁。
原来这些“明军”，乃是清将李成栋派出来实施“斩首”行动的“特种部队”。
当这些“特种部队”冲进隆武帝的住所时，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抵抗。
“特种部队”也不淮备捉活的，一阵乱箭之下，隆武帝壮志末酬身先死。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隆武帝的忽然被难，标志着南明第二个正式政权——隆武政权的灭亡。
这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也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二个多月。
在隆武帝死后的二十二天后，志得意满的博洛开进隆武朝的“故都”福州，降下了这个政权最后的一面旗帜。
在结束本章前，我试着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探讨一下鲁监国和隆武帝，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败逃，一个覆灭。
我认为，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两者都缺乏一块可以维持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隆武帝虽然得到了除浙东之外南方各省的承认，但真正可以获得兵源财源的“根据地”，却仅仅只有一个福建省，而鲁监国则更少，仅有一个浙东地区而已。根据地小，可以获得的兵源、财源就少，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资本。
二、政权与人民的“两张皮”。
根据地小，而为了维持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又不得已对这一块“巴掌大根据地”上的人民，加大征粮征税征兵的力度，结果弄得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崇祯时代还要下降。
“理想很崇高，面包很重要”，让“根据地”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勒紧裤带、饿着肚子支持伟大的，但却丝毫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中兴”大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三、两者都没有一支能独立指挥的军队。
无论是朱以海，还是朱聿键，都是借助“军阀的枪杆子”才混上台的，这就出现了“帝（皇帝）”指挥不了“枪（军阀）”，而“枪”却在自行其是。
“帝”追求的是长远目标，而“枪”追求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两者追求的不一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相看两厌、分道扬镳。
三百多年后，一位伟人曾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这里则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的军队，便没有皇帝的一切。”
四、两者都没有自己的班底。
朱以海和朱聿键同志在没有当皇帝前，都是两个无所事事的“高级流浪汉”。骤登大宝，根本无自已的“干部人才库”及“铁杆哥们队伍”，没有这两种人，一方面对如何挽救时局不能提出正确的规划，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一些正确措施具体落实。
在这一点上，朱以海同志比朱聿键同志做得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社会，人情世故要通一些，从而成功地笼络了张名振这样的“铁哥们”作保镖，所以他虽然地盘小、影响小，但生存的时间却比朱聿键长得多。我们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在“抗清”岗位上一直战斗的身影。
清军虽然把这两个“南明政权”打得一个逃，一个亡。但是，南明的历史却没有终结，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她还会有其不俗的表现！
第二十一章 不平静的东南
郑芝龙的选择
进入福州的博洛明白，虽然现在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隆武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无忧地把福建划入大清的版图。
因为在八闽大地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大爷，是那位一手掌握军队，一手掌控进出口贸易的郑芝龙。
并且，这个郑芝龙，掌握的军队品种还挺多样，不但有陆军，而且还有海军。
但对此，北大荒狩猎部落出身的博洛信心十足，他准备用“一打二骗三绑架”的不正当手段，套住郑芝龙这只“狡猾狡猾的老狐狸”。
“一打”的招术就是——派出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统兵直逼郑芝龙的老巢南安，用大兵压境来给郑芝龙制造紧张空气。
“重压之下，必有懦夫”曾经不可一世的郑芝龙，心理压力果然开始急剧增大。
他赶忙给博洛同志写信，大谈特谈自己在引导清军入闽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放弃仙霞关；二、从福建各地撤军；三、通令各州县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四、通令各地为清军准备粮草被服，提供后勤保障。
博洛见郑芝龙有了反应，得知猎物已经上钩，于是开始实施第二招——骗。
他先下令富拉克塔将军队后撤三十里，摆出一副“友好相处”的姿态。
然后他派出大清内院学士额色黑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去与郑芝龙举行“双边会谈”。
会谈中，郑芝龙见清方开出了单设“闽粤总督”一职，并让自己担任的条件，喜不自胜，决心加快降清的步伐。
就在他“大干快上”时，有一个人跑过来对他大泼凉水。
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同时也是隆武帝“义子”的郑成功。
当时还在儒家经典的海洋中遨游的郑成功，与他那眼中只有“利益”二字的父亲相比，世界观人世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他的观念中，人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大义”！
他劝父亲，以山高水险、濒海临岛的闽粤作基地，收拾人心、大开海道、号召天下，为大明保血脉，为汉族存气节！
但郑芝龙认为，弘光朝凭借长江的天险，四镇的雄兵尚不能保全。现在仅凭东南的一隅之地，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清朝对抗，胜算的机率几乎为零。而一旦失败，则必然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本。
郑成功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父亲采纳，于是拉上叔叔郑鸿逵一起去劝说，但两人的意见一同被郑芝龙无情“棒杀”。
1646年11月15日，铁了心当汉奸的郑芝龙带着500名保镖来到了福州。
见郑芝龙正一步步向自己精心设定的陷阱走来，博洛终于使出了自已的第三招——绑架。
为麻痹这位在“誉满海内外”大混混，博洛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并亲自主抓郑芝龙的接待工作。
他大老远就跑到福州城外恭候郑芝龙的大驾，两人一见面，博洛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恭维的话说了一大罗筐之后，还特别保证原来让郑出任闽粤总督的承诺将“五十年不变”。
为增强表演效果，《三国演义》忠实粉丝的博洛当着郑芝龙拿出一支箭，朝天一举，折为两段后说：“若违此誓，当如此箭”。
这让相信少数民族“老实厚道”的郑芝龙，更是像加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似的，心理的防线彻底崩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郑芝龙受到了至高无尚的贵宾待遇，陆续出席了福州政界、军界、汉奸界、少数民族等界别为他举办的“高级别酒会”。
但在第四天的洪塘聚会上，当各界人士正在交杯换盏、其乐融融之际，清军忽然包围了酒会现场。
目瞪口呆的宾客突然看见酒会主持人——博洛先生来了个瞬间大变脸，只见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以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向郑芝龙庄严宣告——“即刻进京、面圣听用、不得有误！”
郑芝龙现在才明白，自已被“貌似忠厚”的博洛给涮了。
但久涉江湖，经常被涮的郑芝龙很快冷静下来。
他和颜悦色地向博洛表示：“进京面圣听宣，吾所欲也；保持地方稳定，亦吾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面圣而求稳定是也！”
接着，他再次以自已如果忽然离闽，手下的兄弟们会搞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出来为借口，请博洛收回成命，宽限时日。
但年轻的博洛政治水平还依然停留在“擒贼先擒王”的初级阶段，离“斗争也需要适当妥协”的高级阶段仍还有相当长的一大段距离。
所以，博洛脑子一根筋地坚持郑芝龙必须进京，而且要即刻行动。
至于郑芝龙担心的问题，博洛也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麻烦”郑芝龙以“教主”的名义给这些“心存不轨”的手下写信，请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在博洛这个不懂道理的“大绑匪”面前，一看“不识相就有会被破相”的郑芝龙只得一一照办。
做完了这一切，被绑架的郑芝龙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乡福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进京之路。
在北京，他受到多尔衮及顺冶帝的亲切接见。但对自已的“工作及待遇”问题，这两个“主儿”都只字不提。
随后，他们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一个“秘密的所在”，与“非典患者”一样被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渡过两年多的痛苦生活后，忽然有一天，郑芝龙同志时来运转，被清廷授与了“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并光荣地加入汉军正红旗的队伍。
郑芝龙虽然精通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荷兰语，还做过专职翻译，但对满语这一小语种却一窍不通，所以他对这个“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当他在入旗仪式上拜见旗主时，鼻子都气歪了。
因为这个要拜见的旗主，竟是一个被他认为如蠢猪笨狗般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