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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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南方独立”惹的祸！
北京城自从经过元世祖忽必烈兴建，明成祖朱棣加工，近四百年的发展，已使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城一跃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八十多万，所需要的粮食、布匹、茶叶等根本无法自给，必须从南方源源不断运来。
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物资供应链断裂了，南方得不到北方的马匹、煤炭等（这个相对好克服），北方得不到南方的粮食、布匹、茶叶等（这个比较难克服），结果弄得北京市面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日趋困难，这也是李自成在北京呆不长的原因之一。而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靠南方那点年年进贡的“发展基金”是远远不够的，不如……（以下省略二十个字）
二是多尔衮同志对自已的统治手腕、行政能力又有了新的自信。最大的阶级敌人——李自成被赶回娘子关后，大半年龟缩不出、无所动作。河北、山东的“济王”叛乱已告顺利平息、大清政府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政策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多年纷繁战乱的北方地区似乎正在慢慢地“尘埃落定”。
出现这种大好局面后，让他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乡更加心驰神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满族五百多年前的“一代枭雄”完颜亮未做完的“统一梦”，仿佛又在他的梦中浮现。
三是那些家在南方的前明降官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比多尔衮同志更直接、更迫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产、亲人都统统留在了南方，自己在北京可是“裸身做官”，如果“南北分治、一国两府”一旦实现，那只有等到变为鬼“才能回家看看”了。
不甘心“两地分居”的降官们自觉自愿地当起了国家统一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给多尔衮同志上书，喋喋不休地讲“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福王昏庸无能、难继大统”这类假话大话，煽动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投鞭断流、立马吴山。”
在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下，大清当政者已达成一致的共识——打过黄河去，统一全中国。
这就是大明使团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快！
大明使团将何去何从呢？
首轮谈判
局势严峻，左团长紧急召开全体使团大会，会上他着重强调使团这次工作的目的——是议和而不是投降，因此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端正工作态度，不能卑颜屈膝，做出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来。
九月二十九日，被“精简”为百人的使团来到河北河西务，因为知道了清朝将定于十月初一举行“开国大典”（清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宣布将统治由东北扩展到全国），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误解”，使团暂停于此。
十月初五，使团再次出发到达北京京郊的张家湾，清朝派出礼部官又奇库来迎接，总算给了南明使团一点薄面。
十月十二日，使团在清朝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从正阳门入城，早已听到消息的京城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来自“故国的亲人们”，只见为首的左团长一身素服，手捧国书，昂然前行。
“国破山河在，相逢竟两朝”，现场气氛分外沉闷压抑，欢迎者、被欢迎者情绪悲凉。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言的哽噎和无尽的眼泪。
“比起那些前朝的达官显贵来，这些百姓是多么淳朴啊！”左团长心生无限的感慨。
前几天，他秘密派出王廷翰、王言、祖泽溥，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已成为当朝新贵的冯铨、洪承畴、谢升、吴三桂，希望他们为南明的“和平建国”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年被崇祯帝打成头号大阉党的冯铨已对明朝毫无感念，接待来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待答不理的表情，连左团长的信拆都不拆；
洪承畴似乎良心未泯，见信后面色沉痛，含泪欲滴，对来使也宽言相慰；
谢升则感情复杂，接信后忽而叹息、忽而鼓励、忽而谴责、忽而欣喜，让人不知所云；
吴三桂的答复是；因清朝法令甚严，现身不由己，暂不能相见，但故国养育栽培之恩，没齿难忘，今身发誓决不与大明为敌。
是的，这就是以前那些轻马貂裘、锦衣玉食权贵们的态度，可以讲些不负责任的宽心话，但实质性的帮助，却一顶点也没有。
这能责怪谁呢？这能谴责谁呢？
比起那个动不动就被皇帝监视、下狱、脱下裤子暴打的前朝来，现在的前明降官们整体状态感觉良好，并没有多少亡国之痛。明朝，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渐行渐远！
不能责怪！不能谴责，惟有自己踽踽而行，以求一搏。
大明使团最后来到了此行的终点——大清外事接待部门，鸿胪寺。
由于刚才街上的一幕震惊了清朝的接待官员，所以当使团一行进入鸿胪寺后，这些清朝官员就如临大敌，不但将大门紧锁，还调兵将大院紧紧围住，搞得使团上下形同坐牢，再也无法进一步开展联络工作。
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派出几个普通官员来到鸿胪寺，明知故问：“南来使臣所为何事？”
左团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等前来，一则为与贵国商议联兵剿闯事宜，二则因贵国为我大行皇帝发丧，特当面递御书、银币表达谢意。”
带队清朝礼官漫不经心地说：“既然有御书，交给我好了。”说完作出伸手欲接的样子。
熟悉外交礼仪的左团长看出了此人的险恶用心，大声喝斥：“我等所奉为天朝御书，非一般藩邦进贡文书，必须当面递交给贵国皇上。”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清朝礼官嘟囔一句“不收也罢”后，拂袖而去！
十四日，得到情况汇报后的多尔衮同志认为南明使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考虑再三，决定派出满族的大知识分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作为大清的首席谈判代表，与左团长对阵。
作为满洲正黄旗人刚林同志，与大多数满人靠“武功”步入政坛的路径不同，这位大爷完全靠自学成才，熟练掌握了满汉两种语言，并在大清首届公务员考试以汉文应试，考取了“举人”资格（并非等同于“范进中举”中的举人，此举人必须精通满汉蒙三种文字中的两种文字）。后几经升迁，现已成为满洲首屈一指的文化高官，在内院大学士中仅排在冯诠、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四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之后。
身挑重任的刚林大学士今天第一任务就想给左团长来个下马威，长一长征服者的志气，灭一灭被征服者的威风。
刚学士带卫士十佘人，威风凛凛地佩刀而入，到鸿【文】胪寺的大【人】堂上让人【书】拿出一把椅【屋】子后居中坐定，先挥手让他带来的手下坐在他右边的地毡上，再挥手让左团长及其它大明使臣坐在左边的地毡上，这样的安排，是明显想让明使谈判未始，就低头一等。
左团长岂能吃此“外交礼仪不平等”之亏，厉声斥责：“席地而坐乃蛮夷之邦的坐法，我等来自礼仪之邦，快取椅子来坐！”
左团长气势之大、言语之正，令刚林吓了一跳，思索片刻后，让人搬来一把椅子，请左团长与自己面对面坐下。
形式争斗结束，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交锋。
自恃深通汉文化的刚学士站在“政冶第一”的高度，单刀直入、先声夺人。
他说：“，在旧国君被贼逼死之仇未报之前，应将讨贼复仇工作放在首位，而你等却先擅立新君，这严重违背了二千年孔专夫子《春秋》上的有关规定，作为一向标谤克礼复礼，以儒治国的贵国，不知贵使对此作何解释？”
你谈“政治”，我讲“法律”，左团长马上以《大明皇位继承法》应对。
“弘光帝乃我国万历皇帝之孙，大行崇祯皇帝之兄，按法自然应立为皇帝”。
被无形之中引到“法律领域”的刚学士也随之冒出了个法律程序问题。
“弘光之立，可有崇祯遗诏？”
左团长立即以法律中的“但书”原则应对：“崇祯帝忽死社稷，事出非常，我国即以非常应对，合法、合理、合情”。
整个谈判中，刚学士坚持南明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左团长则坚持必须保持南明的行政独立和领土完整。
刚学士越谈越显得毫无和平诚意，只想占一些嘴皮上的便宜。他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拳师，频频出招，看似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
左团长则如一太极高手，腾转挪移，步步为营，识破了刚学士的一个个语言陷阱，并转而痛击之！
双方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要务，把严肃的外交谈判，搞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扣人心弦的“汉语大专辩论会”。
最后，在会上“负出”的刚学士恼羞成怒，以一句“勿多言，我国已决定发兵江南”来总结已方陈词，淮备结束了今天这场处于下风“大专辩论”。
左团长也立刻做了最后的慷慨陈诉：“我江南民风虽弱，但也可执干戈卫社稷；我江南疆域虽小，但也可凭河泽挡北骑。战端若开，孰胜孰败，尚未可知！”
首轮谈判就这样无果而终！
最后的结局
首轮谈判后，左团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焦虑之中。
从刚才与满族大臣刚林学士唇枪舌剑的交锋中，他己明显感到这样一个现实：满族，已经先进起来了，再也不是白山黑山之间那个混沌未开的野蛮部落了。
“落后民族在军事中可以征服先进民族，但却被先进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反过来征服”（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一个只有八万多人的少数民族，满族在征服、占领辽沈地区之后，立刻被淹没在百万汉人的狂洋之中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铸造工艺、国家制度、文化典籍如狂劲有力的春风，刹那间唤醒了满族沉睡千年的基因，使这个聪慧勤奋勇敢的民族再一次激情迸发，狂飙突进，十来年就走完了汉族上千载才走完的进化立路。社会组织机构也由“部落酋长制”迅速过渡到“封建帝王制”。
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民族上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