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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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44年6月，刚成为“北漂一族”的多尔衮同志鉴于北直隶、山东众多“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且最大的“恐怖头目”李自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反恐”任务异常艰巨的客观实际，发表了一份“和平声明”。
声明中，多尔衮回顾了明清多年来的传统友谊，指出此次清军入关，是一次挽救中国危亡的正义行动，表达了清军“解放”北方地域的信心和决心，希望这些地域各界人士顺应时代形势，积极参加和平建设运动。在声明的最后，还阐述了将大清将尊重南方人民的自由选择，希望南方人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辅立贤藩”，建立一个与大清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新国家！
由于南北阻隔，这一声明经过一个多月，才跨越千山万水“姗姗”地传到南明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对立国之初就已确立“借虏平寇”国策的当权者来说，无疑是欢欣鼓舞的。
无论是在朝的弘光、老马，还是在外督师备战的史可法，都一致认为，应立即着手与清朝进行和谈，如果能与清朝南北和谈成功，那么南明将获得长期“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裁军减饷，缓和内部矛盾，从而象东晋、南宋那样得到长期生存的可能。
确定了“和谈”的基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列出和谈条件，然后才能开始南北谈判了。
“招贤榜”还没贴出，就有一个人已经“自告奋勇”地学毛遂自荐了，表示要主动为朝廷排忧解难，担当起和平谈判的艰巨任务来。
这位勇于担当的仁兄就是明朝的都督同知——陈洪范。
这位陈大人以前曾做过一件小事，但却足以改变历史，这就是他曾经救下了违反军规即将处斩的张献忠。
如果再联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就会悲愤地发现，这位仁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专门来做大明朝“丧门星”的。
陈大人这次自荐，名义上的理由是他同吴三桂有交情，便于联络，但实际上，是他早在六月底就被亲家——已降清的前明参将唐虞奉多尔衮之命“策反”成功，成为了大清在南明的一个重要的“卧底”。
这时，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也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一同出使”为名申请加入了谈判团，由于他的职位、名望都比陈洪范高，他成了正团长，先到的陈大人，反而成了副团长。
除此之外，老马同志还派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担任另一副团长，之所以派他，是因为这位马副团长在崇祯时期已出使过清朝，和多尔衮、范文程等也算“老熟人”了。
使团中还有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已降清成为“大清高干”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现在南明任锦衣卫指挥），把这位公子哥带上，大概是老马同志处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吧。
代表人选解决了，下一步该是确定谈判方案了。
方案的核心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身份促友谊”。这中间，土地是个实质问题，身份是个尊严问题。
土地问题上，弘光帝先让大臣们来提，在好久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弘光帝只好自问自答，说国家可以拿淮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
见皇帝陛下表了态，大学士高弘图马上跟进，建议拿黄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显得比皇帝更加爱国。
谈判团团长左懋第却自我加压，建议只拿山海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他的理由一是，北京为大明历代皇帝陵墓所在之地，如果把北京拱手让人，那每年皇帝陛下去祭陵扫墓岂不要年年办签证，岁岁需出国；二是，所谓大清不过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一帮强盗，鼠目寸光，三次北侵内地不过是为了抢人抢物，这次也不过如此，如果大明此次多给些钱物，还是有可能“赎回”山海关以南的地区的。
左团长娓娓道来，说得弘光帝连连点头。
老马同志对拿多少土地去换和平似乎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谈判的双方——大明与大清的身份如何界定？
大明弘光帝马上就是“奔四”的人了，而清朝的顺治帝还是个小屁孩，如果让弘光帝的身份上比顺冶帝低一等，那就太有损“国家尊严”了。
老马提出：清朝皇帝年幼，可以和咱们的皇上认为侄叔关系，这一身份关系，既避免了大明向大清称臣的“尴尬”，又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何乐而不为！
经过十来天的吵吵闹闹，和平谈判的草案终于出台，内容为：
一、拿山海关以外的地方给清朝换和平；
二、承认清朝由“藩邦”升格为一个与大明身份平等的国家；
三、设立“友好发展基金”，由大明每年“出资”十万两白银，用与协助大清进行开发建设；
四、改葬崇祯帝梓宫；
五、认亲——即弘光帝为叔、顺治帝为侄，双方成为有“叔侄”关系的亲属之国，友好相待，和平相处。
为彰显大国气度与和平诚意，在出使前，南明中央政府还作了以下的“突击工作”：
一是突击进封左正团长为南京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时可相机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陈副团长为太子太傅，马副团长为太仆寺少卿，以提高代表团的整体规格。
二是突击赶制了“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告《北方人民书》的圣谕，以及谒陵祭告崇祯帝的祭文。
三是紧急从紧巴巴的国库中筹集了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作为给清方的“见面礼”。
临行前，弘光帝再次亲切接见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告诉大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还要完成谒陵和“联络”前明降官的任务，最后鼓励各位不辱使命，载誉归来。
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众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在下关码头，左团长眺望水天一色的长江，一种“风萧萧兮江水寒，此身一去兮不复返”的不祥预感忽然涌上心头。
艰难北上
使团北上，到达泗州，拜会在此督师的首辅史可法，左团长紧紧拉住首辅大人的手，谈出了自已心中的两点疑虑。
左团长说：“这次谈判，如果给清方利益大了，自己就会和秦桧一样担上千秋的骂名；如果给清方利益小了，谈判破裂，也会逃不脱误国祸民的责任。两不讨好呀！”
史可法大吃一惊，赶紧张开自己“老媒婆”的贵嘴，滔滔不绝地为左团长上了一堂内涵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史老师讲义浓缩为一点，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不好意思，借用了二百年后林大人的至理名言。）当前南明最大的政治就是谋取生存时间和空间。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即使暂时挨了一身骂，时间也会为你证明一切的，到那时，国家会牢念你，人民会感谢你。
一番热情洋漾的讲话，让左团长如拔云见日，心里亮堂堂的，于是，他挥一挥衣袖，精神抖擞地再踏征途。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越往北走，越是这种荒凉凄残的景象！没有向导、没有驿站，缺粮少食、盗贼横行，使团的一行人饥一顿、饱一顿、小心翼翼、走走停停，终于在九月初五到达了清方控制区的第一个城市——山东济宁。
但使团在这里得到的，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代表了一声声猛烈的炮火（备注：不是礼炮）。
享用了一顿最高礼遇的大明使团只得郁闷地绕城而过。
九月初九，使团到达了汶土县，终于见到了一个还算“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大清河运总督杨方兴，他正在这里领兵疏通大运河。
杨方兴，辽东汉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就通过科举考试“混”进大清公务员队伍，算是大清第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国家大干部。
“汉人见汉人，说话甭客气”，当杨总督得知使团的来意后，秉着“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直率，给头脑发热的使团成员大泼凉水。
“国家谈判要凭实力，现在清强明弱，这能谈出什么结果来？我看，你们应该是先把南方的粮食北运，来显示和平的诚意！这样我也可以帮忙向摄政王求情，但最好的结果是你们先取消国号，承认大清中央政府，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得到充分地肯定，使团上下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方总督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清朝当政者的态度，使团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继续北上！
十五日，使团到达临清，终于盼来了迎接的队伍，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念及故国之情，竟擅自作主派军队来为“南方人来的亲人们”（事后老骆同志因此而被撤职查办）保驾护航，这让使团感到了莫大的温暖。
但在抵达德州的十八日，这种温暖被一张张贴在大街上的告示刮了个干干净净。
这些告示是奉山东巡抚方大猷之令贴上去的，告示上写得明白：“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作为降清的前明官员，方大猷采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与南明使团相见，可谓用心良苦。
清朝政府的忽冷忽热，令使团上下疑惑不解，纷纷猜测：清朝的当政者是否对南明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
使团的猜测是没错的，多尔衮同志在“和平声明”发表还不到一百天，就对南明政府的态度又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由“和平共处”改为“武力兼并”。
变化的原因是这样产生的：
一是占领了特大城市——北京后的多尔衮同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北京及其周边的十多个县都闹起了不同程度的粮荒，作为“大家长”的多尔衮只好“大公无私”地把满洲这些年来的存粮都调来应急，仍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在北京“经济界专家们”的指点下，明白了，这都是“南方独立”惹的祸！
北京城自从经过元世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