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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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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的“这物那物”的道理。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适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至间装饰,从结构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他途。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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