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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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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他举例说:

吾亲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

究其原因,他认为是既然有意求富贵,则“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地则不应也”。

所以他后来虽仍未放弃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经不再固执于追求富贵功名的念头,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遗体免受水冲蚁啮等祸,使先人之灵魂能安宁适意而已:“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对风水说的不以为意,从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体现出来。早年曾国藩虽然说过祖母葬地大吉,万不可动,但后来终于迁到了大界新安冲,与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十四

同时他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别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体验”,更让他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檀香味,而询问身边人,并无人焚香:

昨日为季弟写铭旌,自外入室,闻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诚敬。及至写毕一问,并无人焚香者,殊为可异。

过了半个月,他在家书中又一次谈起此事,认为这证明“神异之不虚”:

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军必败,厥后果有三河之变。及昨二十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因此,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解释一些生活现象。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

接沅弟信,知纪渠侄之子元十于六月初四日殇亡,殊为感怆……念澄弟昔年于骨肉根本之地,尽心尽力,而两年连殇二孙,殊不可解。闻弟近年好帮官司,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岂有损于阴德耶?抑闻侄妇有不敬其姑之处,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参与一些“迷信”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经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然而,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希望“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责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种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因为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对于“功名富贵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迷信”之说已经不再那么尊重。在许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当金陵久攻不下,军营疫疾流行,曾国葆染病身死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心曾国荃的命运,要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明年断不可打仗亲自出队,话语颇不吉利。九娣妇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边办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娣妇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无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亲身督队,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丰八年之后,他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批评开始增多。咸丰十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经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由此可见,到这一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活动已经以批评为主了。

曾国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并约为家训:

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

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十五

既然相信灵魂暂时不灭,曾国藩对自己未来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曾国藩的老朋友冯树堂自认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国藩去世前一年曾赴南京与曾会面,见曾精气大衰,预感其不久于人世,自告奋勇要求为曾氏选择葬地,曾国藩欣然同意。

回到湖南后,冯树堂四处跋山涉水,经过千挑万选,为他相得湘乡东台山一地。东台山乃湘乡风景名胜地,“东台起凤”乃湘乡八景之一。它“南连华盖,下瞰涟水”,从风水角度来看,确属极佳。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冯树堂还约了另一个精通风水的朋友,也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结论是“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他还精心撰写了《东台山地图说》一册,详细阐明此地的种种优异之处,寄给曾国藩阅看。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详细阅读了《东台山地图说》后,曾国藩发现此地是当地公会所在,按八卦的说法,又恰值县治的巽方,据说这个方向“关(一地之)文风”,早已为众人所瞩目。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

故曾国藩在给冯树堂的复信中说:

此地即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遗议。

他又解释自己寻找葬地的原则说:

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诡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这一选择,反映了曾国藩晚年信条: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第二节 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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