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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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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

虽然曾国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风,但毕竟是二品大员之家,必要的体面不可减省。比如咸丰七年十一月底,曾国藩家居之时,逢曾国藩祖母之“冥寿”。老太太已经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经根本没有纪念的必要。然而曾家还是以相当的规模操办了一番,来客多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信中这样汇报: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

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和今天的农村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费不多,人情来往倒是支出的大头。

经过这一段乡居,曾国藩才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可以想象当初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自己百计营求、左右支绌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对于家中一些重大举动,曾国藩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咸丰十年二月初惊闻叔父去世后,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说:

叔生平最好体面,此次一切从丰,六十四人大辇、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

以弥补自己在父亲去世时“未能讲求”的“愧恨”。这种话曾国藩以前是不会说的。

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如前所述,湘军军饷本优,灰色收入空间又大,加上曾国藩“临时啖以厚利”的放纵抢劫政策,使曾国荃顺理成章地取代曾国潢,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以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这是曾国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初出茅庐的曾国荃尚有些忸怩作态,生怕曾国潢责备他,在九月初六日给曾国潢写信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弟回时零用(送情)。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往载说明,请仲兄大人饬令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

并且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

继吉安之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天京等数座名城。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这从侧面说明,每下一城,他都会发一次财。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袭故伎以长围之法攻破安庆。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载,两位刚从安徽来的朋友(日记中称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描述了曾国荃部入安庆后大杀大掠之状。他们说,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地,至剖棺以求财物”。惟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至于曾国荃所获多少,无可推测。唯当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国荃又一次回到湘乡故里。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后。

随着带兵时间越长,曾家经济实力就越显著增长。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所营建的宅第上。

咸丰八年,曾国荃托二哥曾国潢代他买下荷叶大坪村雷家湾徐家宅第,作为自己的宅基地。

咸丰九年冬,曾国荃回乡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时开建这座“大坪大屋”。曾国荃做事原本贪大求奢,手笔宽博。更何况他想以这座宅第,向世人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科举路上屡屡失败的曾老九,而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四品大员了。所以虽然曾国藩一再告诫他要节俭,这座新居还是建得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成为湘乡不折不扣的豪宅,这就是后来命名为“大夫第”的庞大建筑。

居乡期间,曾国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座房子上面,他兴兴头头地亲自设计,亲自采买材料,亲自督工。咸丰九年底,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乡田野之上,不过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后来这座大宅又经过两次重大扩建,拖拖拉拉一建就是八年。原来曾国荃每下一城,就要请长假回家,将“大夫第”扩建一次。安庆英王府的财物,据说许多归于曾国荃,用于“大夫第”的第一次扩建了。另一次重大扩建,当然发生在攻下天京之后。

大夫第二次扩建,历时八年,其规模气派可以想见。这座豪宅面积长六百多米,宽二百三十余米,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分为“奖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庙”三大建筑。三大建筑结构相似,每处都是三正六横,故有“九正十八厅”之说。“奖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间,“家庙”有房间四十八间。三处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个。它们一字排开,迤逦近一公里长。宅外更建有三里长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湿鞋”。门前又建有两个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气派豪华的玉带桥。

这一庞大建筑群巍峨浩大,殿阁重重,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曾国藩则听人说它“规模壮丽,有似会馆”。而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讥之……以为似庙宇”。

除了规模宏大,大夫第还以其精致富丽引人注目。它的栋梁、廊柱、横枋多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块青砖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岗岩,特别是许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巨石凿成。窗户、梁枋、柱枋、横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国荃的经济实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国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多处宅第,后来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总称曾氏“十堂”。其中曾国潢所居为“修善堂”,修建时间大约与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当。而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也在此期间经过多次修缮,越发富丽堂皇。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以至曾国藩常觉愧疚。

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这让曾国藩不再有内疚之感。

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因此他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同治元年,曾国荃以安庆归来之资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扩建。他再次回到军营后,曾国藩对他的训诫批评明显增多。显然,曾国荃部及其本人在安庆的大烧大杀行为,以及这次回乡又一次大规模“求田问舍”,已经为他惹来了恶名。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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