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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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何斌将那封信递交给他。他拆看那封信，读完信后，先对自己吆喝，然后对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边的那些显贵官员们吆喝。最后经由何斌告诉我说，看起来上天还是怜悯我们的……（国姓爷）不但要让我们活着，还要同意那些条款所说的内容……只拒绝我们一件事，就是不许前往大员（热兰遮城）。”

经过反复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普罗岷西亚城堡中的军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镇，但不得去热兰遮城与其他荷兰人汇合。

这样，郑成功就可以专心对付有一千一百人据守的热兰遮城了。

第一十一节　明亮的少年

在另一篇日记里，梅记载了郑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艺的情形：

“他于是上了马，叫我跟着去。我们来到海边平坦的地方，他的一个随从就拿三根约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顶端都有一个小圆环，小圆环上贴着一个银币大小的红纸当箭靶。三根棍子在海边插成一排，互相间隔十竿。国姓爷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带后面，骑到约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后尽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驰而来，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来都维持同一个速度，既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减速。”

“这样连续骑射两回之后他就下马，走到我的旁边，问我：看清楚了没有？能不能也一样骑射？我推辞说，不能，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弓箭，我们是练习射枪的；不过，在我们贵族当中是有类似的娱乐……”

通过荷兰人绘声绘色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郑成功具有明显的胆汁质性格特征，外向、活跃、急躁。他言语直率，锋芒毕露，作风张扬，为人狂傲。

也许荷兰人的笔端，难免带有敌人先入为主的情绪化倾向。不过，中国人的记载同样验证了郑成功的个性。中国史学家评价郑成功时，往往有这样的语言：“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失在激讦”，“易以意气用事，喜得独占之功”。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确知，在中国史学家眼里，郑成功“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

确实，有许多史实可以证明这些结论。比如，他嫉恶过甚，执法过严，部属有小过亦不能宽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历二年（公元年）至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三年间，被他诛杀的将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员，导致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

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郑成功的个性与中国人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们眼里，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应该富于城府，深不可测，喜怒不形于色。

在为郑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时，我看重的却是这一所谓性格弱点的另一面。郑成功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积极和欣赏的心态来看待“少年”，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西方人认为，必须让年轻人自己去闯荡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事也不要紧，因为这正是少年的特权。

中国人则对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三十岁以前的人，在中国人看来，“血气未定”，属于“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非得四五十岁了，火气渐消，血性全无，才让人感觉安全可靠，才可以当领导，办大事。在传统社会里，“少年老成”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褒扬。“老练”、“老实”、“老辣”、“老马识途”、“老骥伏枥”、“老蚌生珠”，在中文词典里，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

《礼记·曲礼》说，孝就要“不登高，不临深”，“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个孩子的冒险冲动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个人当然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思想和个性，当然就更不会有任何逆反心理。这样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长起来的人的热情、火气、棱角磨去，把他们纳入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以维持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生活结构。

所以，中国文化缺乏朝气。“天真”、“热烈”、“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中的缺色。中国文化是以发黄的故纸、深沉的紫檀色、缺乏个性的绣着团花的酱色衣服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丽明快。

只有郑成功，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因此，当清军南下之时，他才会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第一十二节　父与子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的势力范围福建。清军南进途中，郑芝龙就已开始与之密使洽谈投降事宜。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郑芝龙密令自己的部下放弃天险，自动撤退，并且留下粮草，以备清军使用。

二十二岁的郑成功对父亲的行为深为不安。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次长谈。

《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成功劝曰：“……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郑芝龙的选择，在唐宋之后日益软熟的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无可厚非。毕竟，此时清人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中国领土，只有福建、两广、云南尚未归附。满洲人的战斗力已经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无异螳臂当车。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么，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动，消极不如积极。既然天下大势已定，就应该按归降后的利益最大化来安排现在的对策。

在郑芝龙看来，现在正是像天才演员那样表演“诚恳”、“积极”的大好机会。他又把海盗那一套抛胆倾心结交新知的老伎俩使了出来，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郑成功的劝说，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在他眼里，二十二岁的郑成功虽然聪明精干，然而毕竟不过还是个孩子，黄口小儿，根本没有和他探讨的必要。因此，“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干脆起身离去。

老谋深算的郑芝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个个性强烈的长子，竟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随着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后来成为清军最坚定的敌人，并且最终因此带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中国思想家说，孝的最根本意义在于“无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按理说，郑芝龙的考虑无疑比郑成功更理智，更现实，也更深远。这个老海盗，凭着他在中国社会和政治风涛中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判断出改朝换代的大戏，此时已经是快唱完了。历史大势不容更改。降清之后，即使不能如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样封王据土，也一定可以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广大财富；穿戴异族服装，并不妨碍他继续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所以，不论是从郑成功自己考虑，还是从整个郑氏家族的利益考虑，郑成功听从父命，安心归顺，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况且，演变中的中国文化对“忠”的要求，已经不如春秋时代那么严格。

“顺天知命”已经不受社会舆论的苛责，甚至能言善辩的降臣们给自己准备的理由十分大义凛然：“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然而，郑成功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在郑芝龙命他跟随自己一同去见清朝官员时，郑成功拒不从命，并且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父子决裂书。郑成功跳出数千年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孝”的禁锢，成就了自己的特异人格。这封决裂书，鲜明地昭显了郑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郑氏父子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忠”与“叛”这样一个简单的道德标签，更在于对时势的看法。

少年人对前途对世界的看法总是更为乐观，更为理想化。正像郑成功对父亲所说的那样，天下尚大有可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处理得好，“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在郑成功的眼里，时势还大有可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奇迹等着他去创造。

郑氏父子的另一个差异是对人生的看法。在郑芝龙看来，什么“民族”、“帝国”这些宏大之事，对他来讲等同于无。人生在世，就在于要有势力、有财富、有女人，这就够了。这个老海盗的人生观是典型的中国人实用主义的“身体化”人生观。而少年郑成功的人生观无疑是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人生观。

在郑成功看来，荣誉重于生命，当然更重于物质利益。人活着，不仅仅要为“身”，更要为“心”。所以，不久之后，他写了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父篇”，要父亲“自爱”：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