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300年:从帮会到黑社会-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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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3）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4）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
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5）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