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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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华一边议论一边直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怎么敢在观音菩萨面前开这种玩笑”。可回头突然想起他自己那天也是顶替别人阵亡的，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蔡智诚他们赶到柳堤圈（今河南省夏邑县和虞城县之间）的时候，共军主力已经撤退了。伞兵们四处搜寻只找到百十个掉队的新兵。这些新兵穿着新棉袄、手上没有枪，一人扛着一根枣木扁担，不象是打仗的倒象是一伙送军粮的挑夫队。
虽然没有武器，但共军新兵的思想觉悟却不低。国军“政治指导室”给他们做“精神训话”，几个俘虏居然反过来搞鼓动宣传，他们私底下扯着罗华拉家常：“朋友，看你也是个苦出身。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要为地主老财去卖命……”。罗华从小就在船上拉纤，风吹雨打弄得满脸沧桑，看上去确实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可他这人阶级觉悟太低，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穷，被揭了老底之后就有些恼羞成怒：“去去去！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老子才不和你们一家人”。
那时候，共产党正在军队里开展“三查”“诉苦”运动，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阶级，通过“诉苦追根”查出阶级根源，然后让“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队，全都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国军军官对这种做法虽有耳闻，但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组织共军俘虏进行现场表演，让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协理员在边上观摩旁听。
诉苦会的效果真是惊心动魄，震得国军将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说共产党的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
可厉害归厉害，最后还必须批判才行，这讲评的任务就落到了指导员的头上。于是蔡智诚就指出：共军诉苦的实质不是“哭穷”而是“均富”，这是长毛造反的老招数，共军把贫穷的仇恨都推到有钱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当成了让懒人致富的捷径，这分明属于违背社会传统道德的行为……蔡指导员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底下的听众却应声寥寥，因为明摆着的情况是共产党那边欢欣鼓舞、国民党这边怨声载道——不能给老百姓分地分粮食，扯什么传统道德都无济于事。
罗华被解放军的诉苦代表搞得眼泪汪汪，光顾着哭了，结果共产党的宣传没弄懂、国民党的道理也没听清。他懵懵懂懂地问指导员：“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后来被我爷爷耍钱输光了，你说这赌博到底算不算是剥削？”
“……”，蔡智诚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1948年的上半年正处于“戡乱战争”的全面防御阶段。对国军而言，这种形势虽然比较被动却不用太动脑筋——反正共军没有打来的时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军打到哪里再去哪里救火，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安排。
这期间，“徐州陆总”将原先的三个绥靖区增加为十一个，把战区划成了一块块“责任田”，从表面上看是用“点线防御”的办法谋求面面俱到，但其实是处处设防、处处分兵，根本无法集结力量。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只好由一两个整编师临时组成战略机动单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小兵团”）四处应付，结果是遇到小股共军围不住、遇到重兵集团又吃不消，顾此失彼、疲于招架，几个月下来就身心疲惫、士气低落了。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从48年的春节过后，突然一下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好多共军主力。这个时期，各地纷纷传言“共产党正在全面征兵，青壮年男子都加入了军队”，而乡村道路两旁的赤色标语也从原先的“夺取民主自卫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徐州的形势陡然变得万分紧张，蔡智诚他们在城里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战。
48年4月，徐州城里的各军政单位正忙着热烈庆祝蒋介石当选“行宪”之后的首任总统。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大会上，老蒋在两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间得到了两千四百多张赞成票，真正是众望所归、如愿以偿，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可共产党人却一点儿也不给蒋总统留面子。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大会，共军的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就在首都的边上开仗。华野2纵（滕海清）、11纵（胡炳云）和12纵（陈庆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着又向盐城发起猛攻，整得国军鸡犬不宁、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盐南战役”（也称“盐南出击战役”）。
参加此次战役的国军南线兵团由整4师和整25师组成，司令是黄百韬；北线兵团由整72师和整83师组成，司令是张雪中，第三快速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主要在射阳河一带活动。应该说，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南北兵团两面夹击，到5月下旬就击退了共军的进攻、夺回了先前丢失的城镇，并且还占领了苏北军区的根据地合德（今江苏射阳），以至于解放军方面也承认“盐南出击战役是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作战”。
这次战役失利的原因，华野方面认为是“战线过宽，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诚看来却是苏北兵团的训练水平不够强。苏北兵团是48年3月刚刚组建的部队，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东人，这些战士基本上都不会游泳，在南方的水网地区杀来杀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还多。双方军队在射阳河两岸穿梭交战，共军很快就失去了机动能力，跑也跑不动、聚也聚不拢，岂有不吃败仗之理。
不过，土八路虽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离开了河网地带，他们的行军速度就快得吓死人。
第三快速纵队5月27日刚刚占领了合德，31日就得到消息：华野11纵正在围攻黄口！——黄口（今安徽萧县黄口镇，当时属于江苏省）与射阳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330公里，行军路途还至少两倍于此，伞兵们实在想不通共军怎么会在几天之内就飞到那边去了？
那黄口是伞兵部队的防区，伞一团离开之后就只剩下一些地方武装在那里站岗，凭他们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共军主力的围攻。快速纵队只好赶紧掉头回去增援，蔡智诚他们坐在车上直犯嘀咕：“这伙共军真难缠，刚在东边吃了亏、转眼又跑到西边去捣乱，活象一帮打不死的孙猴子……”
其实，解放军战士并没有钢筋铁骨，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是以顽强的意志和牺牲的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坚持战斗。先前，苏北兵团不断攻击苏中和苏南地区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移、配合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48年3月转出大别山，5月份在洛阳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中原军区），而现在他们再度不顾疲倦地发起新的攻势，是为了破坏陇海铁路东段交通，迟滞国民党军西援进程、配合即将展开的豫东战役——蔡智诚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共军的战略意图，但即使是知道了，他们也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更无法理解解放军的那种为了全局而甘愿牺牲自己的高度觉悟。
第三快速纵队从合德赶回徐州、再从徐州赶往黄口。这时候，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共军破坏了，伞兵的大卡车开着开着就翻下了路坎，各种物资撒得满地都是，无奈之下，大家只好扛着大包小包徒步行进。
穿着伞兵大皮靴走路本来就是件很受罪的事，再扛着沉重的军需装备就更让人举步唯艰。这狼狈的模样引得路边观看的整77师指指点点：“瞧，一帮公子少爷，出门打仗还带着帆布帐篷鸭绒被，简直不象个当兵的样子……”
整编第77师（王长海部）是西北军冯治安的老底子，原先人马挺多的，如今被老蒋裁得只剩下整37旅（旅长吉星文）和整132旅（旅长过家芳，中共地下党员）。37旅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第一枪的29军37师，而132旅就是曾经血战南苑的赵登禹132师，这两支部队依然保留着老西北军的传统，衣着朴素、吃苦耐劳，好多官兵的肩上还扛着大刀。但他们普遍对内战抱有抵触情绪，极不情愿为蒋家王朝卖命，比如这次救援黄口，他们就坚持要求让伞兵在前头开道、自己留在后面负责侧应。
于是，第三快速纵队只好沿着公路向黄口方向攻击前进，伞一团（附战车营）在左翼突击、伞二团（附装甲车营）在右翼进攻，部队从6月4日下午开始与共军发生接触，之后接连攻克夹河寨、郝寨、沙塘、周庄、北新庄、杨楼、蔡庄、李庄……“计毙匪1900余、俘302名，卤（虏）获步枪机枪冲锋枪掷弹筒等武器弹药甚多，另步话机1台、电话机5部、骡马若干”。战至6月15日，华野11纵主动放弃黄口，第三快速纵队遂告完成救援任务。
在这些天里，蔡智诚没有上前线与共军交火，但他却碰巧“立了一功”。
6月14日下午，蔡指导员去卫生大队慰劳伤号，正当他带着两个勤务兵走到唐楼村附近的时候，迎面遇到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挑着两大桶米饭，女的担子一头装着酱萝卜、另一头盛着白菜汤，俩人一看见国军官兵就吓傻了，愣在那里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蔡智诚发觉情况不对，立刻把他们扣下来进行审问。
男的挺痛快，没费什么事就招供了。他说四五里之外的洼地里藏着两百名解放军，其中有个人给了三块大洋，委托他们两口子置办饭菜，说好了送到以后再给五块洋钱……那男的一头说，他老婆就一头在旁边打岔：“老三！老三！不能乱讲，要遭报应的”
可这老三却不肯住嘴，竹筒倒豆子似的交代得干干净净，一边坦白还一边申明：“我可没有说瞎话，长官你可以去核查”。
核查？说得轻巧。蔡智诚他们只有三个人，哪里敢跑到洼地跟前去看一眼。当时共军苏北兵团的一个连通常不过六七十人左右，这两百号人马差不多就是一个营了，要想核查也必须找大部队来帮忙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