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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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民主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中共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毛泽东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

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中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被要求不得参加反苏运动），于是，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们最终被迫服从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智诚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智诚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马甲在前面的段子里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在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更加不妙，却可以不在乎考试、不在乎纪律，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叫做“人民服务队”），实际上却沦为了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象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在校园里，他们的组织性不亚于学生会、攻击性却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在三青团的指使下，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府。

1946年4月，刚在“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

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智诚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象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往往又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　

可是，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苏联人前脚刚走、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战场，而就在这时候，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东北籍军人、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在国统区，他们无法返乡（华北的铁路和公路全都被共产党阻断了）、没有经济来源（部队番号被取消了），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请救济，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魂幡讨要抚恤金，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就象叫花子一般。　

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老太太，她经常守在兵营的门口，遇到军官就问：“孩子，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都送给大娘吧”……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副队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却也经常在私底下发牢骚，责怪政府亏待了东北人。　

当时，与东北有关系的共产党人几乎全去了“满洲”，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是林彪，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借着“张大帅”的名头、招兵买马的号召力很大。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只派“外乡人”去东北是搞不过中共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中共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民主联军”、至少能够让共产党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府在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国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更重要的是，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　

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府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找去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林彪，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制宪国大）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民主”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在46年1月10日，全国各党派就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党派（民盟、民社党、救国会、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　

即将在年内举行的“制宪国大”的名额为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主党派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再算上按地区分配的1350名代表（国统区的面积比解放区大），国民党的势力就远远地超过了共产党。　

于是，共产党人就反对召开“国大”，认为这违背了“政治协商”和“党派平等”的原则，是要搞“蒋记独裁”。而事实上，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制宪”，他们觉得在大战当前的时候搞一部“宪法”只会束缚政府的手脚，不如沿用战时条例，先消灭了“共匪”再说。可是，美国人却坚持要求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制定宪法、建立西方式样的议会是帮助中国“溶入国际社会”的最佳途径，为此，马歇尔将军甚至采用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的手段压迫国民政府就范，这就更让共产党人觉得国民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国大代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十分优厚，这使得各地士绅纷纷踊跃参选。为了当上这个“军机大臣”，候选人之间拉帮结伙，漫骂诬陷、威胁利诱、打群架下黑手，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尽了，4月份之后，当选的代表们跑到首都准备“进内阁”，落选的家伙也赶到京城来抗议“选举舞弊”，一时间，南京里的大报小报成天刊登各类“内幕消息”，把国大代表们祖宗八代的丑事全都抖露了出来——结果，“国民大会”还没有召开，国大代表的名声先就臭了街，弄得“国大代”也成了“社会五毒”之一。

当然，46年4月，最让大家高兴的“好消息”莫过于“全民涨工资”了。　

抗战结束后的物价飞涨使国统区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强烈不满，为了平息民怨，政府就决定给公务员和军人增加薪水，甚至还给私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规定了最低收入线。　

“全民涨工资”虽然是通过加印纸钞实现的，但人们手里的钞票多了、毕竟感觉不错。就拿蔡智诚来说，伞兵少尉的军饷从两万法币猛增到十万，揣在挎包里沉甸甸的一大坨，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个财主（当时的汇率为一美元兑换三千五百法币，十万法币大约相当于三十美元）。　

#奇#然而，“涨工资”让职员和工人们高兴了，却让资本家觉得受不了。当时，南北交通阻断、城乡道路隔绝，民营企业失去了农村市场、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一方面，本土的原料价格高昂、商品销售不畅；另一方面，大量美国货物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女人的口红丝袜到男人的领带皮鞋，甚至连铁钉和香烟都是USA……而现在，政府的一纸公文就让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好几倍，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资本家的经营成本，使得民营企业在洋货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书#于是，私营业主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抗议不见效果，他们就把厂子关了、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外国货，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物价的飚升，结果是工资涨得再快也赶不上物价攀升的速度……

#网#在那段时间里，五花八门的抗议活动是南京城里的寻常风景，参加游行示威甚至成了一些人捞取外快的发财手段。　

“青年从”的无赖们就是这样——三青团出钱打学生，他们就动手；地方士绅出资“揭露选举舞弊”，他们就上街游行；资本家雇佣人手“抗议政府压制民营企业”，他们就跑到总统府门口静坐……这帮家伙今天装学生、明天扮职员，举着各种各样的横幅、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成了政治闹剧中的龙套演员。　

潘崇德也是这样的“群众演员”，只不过，他演着演着就演砸了。　

小潘这个人太贪财，只要遇到“客串”的机会就不放过，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场子，从早到晚都在中山大道上跳来跳去，时间一长就被军警们认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