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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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办公室里，除了书记长以外，还有一批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一个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模样，根本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换了别人，简直无法容忍。这时，毛人凤才体会到戴笠临行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慢慢地熬资格吧。”熬资格的日子真不好受，除了要容忍以牌子名义压人的鄙视外，时不时地还要受“夹板”气。说来这也是戴笠自己资格有限（黄埔六期生），且又为人悍狠的结果。这批“黄埔生”当面不敢不敬，背后常拿戴笠引进特务处的江山同乡开涮。毛人凤来到浙江警校不久，就得了“大毛”的绰号。原来，此前已有了“老板”身上“三根毛”的说法。毛万里是一根，再就是戴笠的妻舅毛宗亮与机要秘书毛钟新，现在加上毛人凤，算是“四根毛”了。为了加以区别，这些贫嘴的家伙就把年龄最大的毛宗亮称作“老毛”；年龄最小的毛钟新叫“小毛”；剩下的毛氏兄弟就是“大毛”、“二毛”了。平时，这些奚落人的绰号，让毛万里当面听到，一场争斗决免不了。惟独毛人凤听之受之，神情泰然。时日一久，“大毛”的名头叫顺了嘴，毛人凤三字倒成了生疏的符号。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在办公室里召集政治指导员们开会，会议进行到中途，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要事，耐不住寂寞的“黄埔生”趁机开起了玩笑，毛人凤自然又是众人取乐的对象。有人说：“大毛，你过去叫毛善徐是不是？还有二毛，叫毛善高是不是？”毛人凤不得已地点点头，眼睛仍盯在笔尖上，“忙”着抄写。那人接着说：“我们乙班有个学生，也是江山人，叫毛善森，大概也是你兄弟吧？”毛人凤一愣，记得本家兄弟中确有个叫毛善森的，怎么他也来了？毛人凤来不及再往下想，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不就有了一个‘三毛’了吗？”引得一场哄堂大笑。毛人凤嘴角抽了两下，以笑非笑，心里充溢着羞辱。会后，他趁人不注意，跑到乙班，跟那个叫“毛善森”的见了一面，才发觉是冒牌货。这人真名叫毛鸿猷，只因当年报考省立第八师范，借用了毛善森的高小毕业证书，才把本名“丢”了。尽管如此，说法上还是变成了“老板”身上第“五根毛”。对此，毛人凤从不辩解，只在假毛善森毕业后正式登记参加特务组织时，劝他改了名字，叫毛森。这就是日后军统中著名的“浙江三毛”①中的一毛。

对毛人凤在浙江警校“熬资格”的状况，文强（当时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有段回忆，他说：“（毛人凤）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大概是由于他埋头工作，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一年后被升为记录员。当时，我是警校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我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参加政治指导员会议，总见毛人凤一言不发地做记录。我们抽烟他不抽，我们喝茶他不喝。会后照例有一顿美餐，也不见他入座。在书记长颐指气使的指挥下，他谦恭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显出十足的奴才相。戴笠身边的人，对他无不冷嘲热讽，而他却安之若泰。”

其实，文强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人凤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有的人甚至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点评“五毛”之际，常常说几句“大毛”的好话。新上任的书记长张行琛就是一个。自接替王孔安后，毛人凤踏实勤勉、不喜张扬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旦发现有浮皮潦草的情况，就亮出毛人凤，要求大家向他看齐。当时，在警校本部附近，有一块被人称为“租界”的地方，专门用来进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工训练，一般人未经特许，是不准出入“租界”的。但由于工作需要，再加上毛人凤寡言沉稳的禀性，张行躁就把进入“租界”传递公文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师生员工的眼里，这无疑是陡添神彩的一笔，如果说这一年多的生活中还有点滋润的话，恐怕也就像长不好的甘蔗，末尾梢上有点儿甜。

①“浙江三毛”即毛人凤、毛万里、毛森。

小校股长

1935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也意味着在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熬资格”的日子结束了。

然而，升官并不等于长身价，庙宇大了，菩萨也高。就拿武昌行营来说，其实与“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个二合一的班子，说俗了，也就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架子，同时还有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事实上是这里的头儿，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凭着一年多的警校历练和静心细察的功夫，没过多久，毛人凤便瞧出了其中的一些暗扣。他记得戴笠在阐明特工的含义时，曾连珠炮似他说过一串意思相近的词，所谓：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秘密武器等等。随后去南京特务处本部时，他发现机关不设在复兴社总部所在的明瓦廊，而是单独地偏居在鸡鹅巷53号时，曾有点迷惑不解。现在终于醒悟：

原来，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显然，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不仅自立系统，在工作性质上还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密性。

悟到了这一层暗扣，回头再来掂量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黄埔四期生的底子，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潜入汉口，被周伟龙抓获。戴笠便以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自此，戴、周结下厚谊。等到复兴社特务处开山立柜，周伟龙便成了组织中最早的骨干之一。眼下，他明里挂着湖北省警察署长的职，暗里负着特务处武汉站长的责，恃势傲物，眼高过顶，除了对张学良等几个高级官员尚有忌惮外，谁都不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上司，毛人凤犹觉根基虚浮，几天前看着还令他气壮的少校军衔，比照下来，似乎还不如警校当上尉时的心境，真可谓：庙宇高了金身大，小鬼也须好身量。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勤奋工作。一段时间下来，三科的同僚们惊异地发现，新来的毛股长居然是挨训最少的同志，不仅如此，看上去畏怯恭顺的他，还把左邻右舍身上的戗刺都抚平了。

所谓左邻右舍，指的是吃特务饭的同行。偌大一个武昌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不止三科一家，其中有政训处，属于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有第二科，是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它们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偶有龃龉，互不买帐，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天生是块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

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