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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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死刑，公审大会上公布了全案的过程。

从郭旭与方仲伯的回忆来看，比较大的不一致有五点：一是刺杀的时间不同，邝说18日，方说是19日，参照其他材料看，一般都说是9月19日，可能郭的回忆有误。二是参与的人数不同。郭说5人，方说4人。由于郭的回忆，取村子叶翔之的口述，不排除叶翔之为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添油加醋的可能（因为叶是文人，老蒋也知道他不会动手杀人，以此堂堂保密局三号人物的身份去犯险，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凶手的名字不同。郭说“韩世昌”，方说“陈家庆”。很可能“韩”是陈在香港执行任务时的化名。（保密局特工于异地执行任务时常用化名）。四是伪造信件假托的名义不同。郭说贺耀祖，方说卢汉。如果仅从贺耀祖在香港，以及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来推测，都应具备赚开门的条件，倒看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如果从内容的描述来看，郭比方的回忆似乎具体一些；如果再从参予的程度琢磨，叶翔之是策划者，陈家庆是执行者，只要叶不对郭旭玩“玄”，编胡话，郭的回忆理应要接近事实一些。第五点是奖励的币种不同。郭说三万银元，方说是三万港币。按照毛人凤制订的奖励条例衡定，基本上与郭的回忆吻合，陈家庆之所以得到港市，很可能是奖金分发过程中，当头的玩了换汇把戏，截下硬通货（银元），换成纸币，这种不光彩的下作把戏，在国民党官员干的龌龊勾当中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杨杰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说他比戴笠更凶狠。

大西南计划

“毛记”特工组织担纲的暗杀活动，勾勒宏大，范围广泛，手段残酷，收效却相当有限。这里，除了对手防范严密、开展活动困难，部分特工人员的贪生怕死外，很大程度上也与贯彻老蒋的大西南计划牵扯了毛人凤过多的精力有关。

蒋介石下野后，曾对解放军过江作过充分的准备，拟定了一个“应变计划”：坚守上海是第一步；退而其次是华中、闽台；最后以四川为中心，背靠云贵，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与中共周旋，以求偏安，这就是所谓的大西南计划。5月里，解放军进城，上海失守；8月14日程潜宣布起义，华中不保；8月17日，福建解放，台湾削成独木，剩下来的一隅，就是包括云、贵、川、康四省的大西南了。8月24日，蒋介石亲飞重庆，住山涧官邸，先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商讨力挽败局之策。然而，双方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蒋介石看重保卫地盘，主张以四川为轴心，负载云、贵、康的大西南概念。胡宗南、未希濂看重保存实力，主张先把军队转移到滇缅地区，采用避其锋锐，击其懈情的战术，与共军周旋。老蒋对之不予苟同，他有他的道理：

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大西南绝对放弃不得，否则等于失去大陆，这样一来，“国际地位”就无从可言了。眼下，要寄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如果“国籍”没有，岂非空想？于是，仅为政治上的需要也必须尽力而为。对此，老蒋分析过有利条件，比如，四川地大物博，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人力物力不存在问题。同时，历史经验可以佐证：往远里看，诸葛亮经营蜀地，与曹、吴势成鼎足；往近里看，八年抗战，以西南为后方，日本人鞭长莫及。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即张群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观点，打动了老蒋，使老蒋相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所谓西南地方的实力派，主要是指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刘文辉。张群认为：卢、刘二人尽管与“中央”不够同心同德，但不至于在反共的立场上找不到共同之处。就拿卢汉来说，两个儿子加入外国国籍，亲眷全部送到香港，国外的银行里存了大量的钱，就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样子。因此，只要他们不捣乱，就应该避免刺激他们，就应该采取怀柔的方法，拉拢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

胡宗南、宋希濂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除了对形势的感觉稍欠乐观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方实力派不信任。因此，不能冒大兵临城而阵脚不稳的险。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川南和西康，必要的话，把刘文辉干掉，建成西昌根据地，把它作为向滇缅地区转移主力的基地。随后，在中共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时，迅速将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及滇南的聿里、佛海一带。为了确保无虞，不惜对卢汉采取行动，或是干掉，或是架空。胡宗南以为，这个方案，虽然放弃了西南的地盘，但留住了卷土重来的本钱。

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早就参与了跟“应变计划”相关的事务。虽然他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但就职业的本能而言，也不赞同张群的观点。近个时期，从保密局外勤站呈送的情报分析，卢汉与刘文辉不但心存异志，而且还跟民主势力、包括中共方面暗中有来往。因此，在胡宗南勾勒保存实力的计划之前，毛人凤就反对张群的怀柔政策，主张武力解决西康的刘文辉和云南的卢汉。老蒋当然不能同意，相反，作为不刺激地方实力派的表示，还要毛人凤飞赴西南，指导云南特务机构的撤退。

七月重庆行

为何撤退云南的特务机构是取悦地方实力派的一种表示呢？这要从头说。

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云南，因其民主运动如火如茶，获得了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称。抗战胜利后，老蒋采用突袭手段先搞掉龙云，再拉拢卢汉，但仍不能消弥“中央”与地方，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于是，在云南的“毛记”特工组织便支持“中央”势力的代表何绍周，屡屡与卢汉作梗，并且几度勾联中统警宪机构制造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血案，以至于弄得声名狼藉。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衰微，云南人对“中央”的责难之声愈加高涨，特工机构首当其冲，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对象。于是，张群便有了撤退特工机构，以示怀柔的建议。

毛人凤听完老蒋的布置，显得颇为忧虑。老蒋劝毛人凤放心，自信地说：

“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大患，卢汉虽然有点靠不住，但不至于马上有所举动。

一方面，中共的大部队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另一方面卢汉本身的兵力有限，只有几十个装备不良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第26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他。李弥的第8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第89军驻在云贵边境，这三个军足以对付卢汉了。因此，目前对云南的重点，是要使卢汉不与共产党联络；不与龙云来往；要尽可能地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说到这里，老蒋狡黠地一笑，接着说：“当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撤退不等于撤消，人少了，不等于事干少了，这个你要多动脑筋。”毛人凤顿时心领神会。

7月上旬，毛人凤飞赴重庆，即与徐远举、周养浩等商量有关撤退方案。

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老蒋决定撤退中央在昆明的税务、审计和特工组织的指示，并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为两句话，即税务、审计可以真撤，唯特工实际上只能是加强。经过一番酝酿，方案有成，7月中旬，正式向云南站发出电令，先将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和一些半公开的特务组织，以及暴露身份的特务，连同交警总队的番号，统统撤回重庆。卢汉果然对此举双手赞成。

7月下旬，为数不少的特工人员和特工武装开始撤离，看着他们负这担囊的沮丧模样，真以为云南天日重开，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保密局云南站的撤离，实际上是把站部组织缩小，采用优存劣汰的方法，将一部分精干人员搬到沈醉家里，形成一个袖珍式的“地下云南站”。云南支台依样画葫芦，还暗地里留下一部能直接与台湾、重庆通讯的小型无线电台，设在沈醉家楼下。又如昆明组的撤消，只是撤了组部的牌子和一些身份暴露的特工，没有暴露的尤其是那个在卢汉身边工作的收发室主任王文彬（化名林子华）、秘书蒋某等，非但不撤，而且要加强活动，按指示抓紧发展新的“通讯员”。

其他各地区的组，明撤开远、蒙自与河口三个组，而在昭通、保山、东里、佛海、陇川等地的组织和电台，一律不动。再如特工武装，明里，让兼任川滇、滇越两条铁路警务处长的田动云，带领一部分人员大模大样地撤回重庆。

暗里，再让苏子鹄补缺，一肩担双。至于实力最为充实的公开机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一个人毛没少，反而让一些“最坚定分子”充当了保密局的直属通讯员。总而言之，毛人凤假撤退，真加强的要求，得到了如实的贯彻。

不妨再举两个例子，以资佐证。

8月初，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的科长兼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任鸿传为执行毛人凤的密令，赶到昆明，悄悄找沈醉商量，能否协助自己去昆明布置一个潜伏组和两部潜伏电台。当时，该组的主要成员，除组长丁翔和组员王文彬等人没有暴露外，又吸收了几个医生，其中有个叫明绍武的，想去昆明中华路开设一个诊所，没有足够的钱，经亲戚李瑞峰介绍，地下云南站以资助一千元为条件，发展明绍武参加昆明潜伏组，并希望在他的诊所内安排一名特工。与此同时，毛人凤、任鸿传担心昆明潜伏组出问题，工作难以继续下去，又作了双层布置，另外成立一个独立潜伏台，由重庆派报务员冯泽芬为台长，自兼报务员，不与昆明潜伏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归台湾领导，真可谓煞费苦心。

“真假”余波

正当毛人凤为假撤退真潜伏疲于奔波的时候，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

不久，李宗仁追随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