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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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蒋介石借助西方大国的幻想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逼近南京。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束手无策，终于同意与日本谈判。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同意以日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要求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德国外交部接到陶德曼报告后，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同日本政府联系。12月7日，狄克逊向广田提出德国关于中日谈判的建议，但由于此时日本已兵临南京城下，因而不同意照原条件谈判。
日本占领南京后，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谈判条件。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难以接受。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但国民党政府不敢接受。1938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指出：“经过适当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答复。”次日，狄克逊向广田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日本政府内阁决定不再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致力于培植伪政权。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宣告结束。
1938年初，德国为了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美，开始急剧调整远东政策，一方面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召回军事顾问，承认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主动向日本提议缔结军事同盟。1940年夏，德国横扫西欧。日本认为欧洲国家已无力在亚洲同日本对抗，为南进提供了良机。第二次近卫内阁建立后，制定了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政策。此时，德国迅速攻占英国本土的希望已经破灭，而且美国介入战争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因而德国也急于同日本结盟。8月23日，德国派特使斯塔玛到日本，与日本就缔结以英美为对象的军事同盟达成了一致意见。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确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确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三国有从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相互援助的义务。日本同意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把美国牵制在远东。德国则将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
1940年12月，希特勒已决策攻苏。因此，德国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牵制英国，以有利于东进。德国还拒绝了日本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达到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这说明德国的远东战略在对苏问题上，同日本的南进战略存在矛盾。
第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亚太局势
第二节亚太地区概况
“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公开走上了以武力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道路。打响了长达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亚太地区从此进入了动乱不安，灾难连年的时期。
一中国的局势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以3个师团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占领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广大地区，使世界为之震惊。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10余年和平局面，开始了世界法西斯国家对外争霸称霸、侵略扩张的时代。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热河作战，逼近平津，迫使国民党政府于5月30日签定《塘沽协定》。通过这一协定，日本不仅将热河省并入了伪满洲国，而且将滦东地区19个县划为非武装区，打通了向华北扩张的屏障。
在蒋介石的政府执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约4万5千多人，有力地牵制了日本向中国内地进攻的力量，使日本的后方基地得不到巩固。为了达到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目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5届3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建议，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中日全面战争的战火。次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10日，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并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谴责日本破坏《九国公约》。在中国各阶层人民推动下，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积极抗日的方针，初步建立了抗战体制。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划分了五个战区，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表命令，将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日，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东渡黄河，开往前线。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影响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然而，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抗战仅一年左右，国民党军队就放弃了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一直退到四川和大西南。
武汉沦陷，标志着日本战略进攻和中国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从此，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以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同时抽出兵力，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在世界上树立了弱国敢于抵抗强国的榜样。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同时还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日本的目标是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改变了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动和支持下，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正式成立。一方面这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的胜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叛国降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民族义愤，阻止了国民党内部进一步的动摇和分裂，因此也可以说，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汪精卫投降后，日本加紧诱降蒋介石集团的工作。从1940年3月到7月，国民党和日本代表在香港、澳门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决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但此时由于日本将南进政策提上日程，激起了同美英等国的矛盾，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对中国的支持日益坚决，又由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显示了中国抗战力量的强大，最终阻止了蒋日勾结。9月17日，蒋方通知日方，不同意举行蒋板会谈，日本的“板工作”宣告破产。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联合，但国共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极为恐惧，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加以限制甚至消灭。从1939年12月到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两次反共高潮，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抗战派的一致谴责，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表示：以后决无剿共之事发生。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只根据需要进行短期突击作战。按照这一计划，日军在华南、华中发动了东南沿海战役，豫南作战，上高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在上高战役和第二次长沙战役中，中国军队都重创日军。在华北，日军于1941年5月发起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突围，日军攻占中条山。但八路军却深入中条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华北解放区。
二战时中国国际运输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在这一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保持和开辟国际运输线，从国外获取必要的物质补充，对于维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不致崩溃，稳定大后方经济有重要意义。国际运输线把中国人民的抗战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成为战争中敌我争夺的首要战略目标。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把交通干线划分为国际运输线和国内运输线，并将战时交通重点放在“首在求取国际路线”，即直接同国外运输衔接，以运输军用物质，工业器材为主的国内交通干线。八年抗战中，通过这些国际路线运入了大批军械弹药，工业交通器材，医药用品等，同时输出了大量农副产品，换取外汇或以货易货，满足了军需民用的最低需要。
随着二战的发展，中国国际运输线也在不断变化，先后主要有：以广九－粤汉铁路为主的华南国际运输线，以陕甘新线为主的西北国际运输线；以滇缅公路为主的西南国际运输线；以及中印驼峰空运线和中印公路等。在上述国际运输线中，滇缅公路是最主要的路线。通过国际运输线输入的100多万吨物资，滇缅公路就占40％。
华南国际运输线是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武汉，广州沦陷前，中国国际运输主要路线。这一条路线以广九－粤汉铁路为骨干。
“七·七”事变前，我国对外贸易口岸主要是天津，上海和香港。上海港吞吐量最大。“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