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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蒋介石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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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罗斯福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他是带着某种野心回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

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蒋介石战略上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

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并不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陈纳德。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保护。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有不同的看法。陈纳德希望把它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陈纳德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委员长当时的秘书长吴铁成曾谈到过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他列举了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两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这种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主要还是个战场的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将军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离显然不可避免时,他连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份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把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委员长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

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委员长就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幸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道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委员长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不应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感谢。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笔500,000美元的贷款。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这类话还说了很多。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3月8日达成的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寻永久性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千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唐(即霍灵顿·唐。一译者)说:

“联合协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后的战争中能使中国的货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但这完全是个空想。

史迪威到达中国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宣布对华贷款,这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苦力随身都有50元”的现象使史迪威十分震惊。随着战争的延续,货币不断贬值。到最后(据怀持和雅各比的记载),一个月的所得,在一个晚会上就能花光。

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玛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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