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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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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分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夫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夫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夫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份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扞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举足轻重,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支出的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200万两银,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国库的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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