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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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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兼翰林学士。也就是副部长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长(过去只是代理),晋升为显赫的高级干部。这一步实在迈得惊人,年前他还只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一个从五品的中级官员,此次竟一下跨越了6个级别!

这是新皇帝对裕邸旧人的“佣酬”,是惯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惊叹,这只不过是小小序曲,入阁才是大戏,现在不过是资格已全部具备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度。由隆庆特批,张居正晋升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光荣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原裕邸讲官陈以勤。

张居正这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内阁按例要添新人,这是个好时机。裕邸旧人,这是谁也无话可说的好身份。新皇帝对张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错,徐阶的推荐很容易奏效。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监李芳现在也水涨船高了,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廷大总管,权力无边。他在裕邸就是张居正的密友,自然也会极力推举。

这次入阁,是不用群僚“会推”的,而由皇帝“特简”,这是会推之外的一个选拔阁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谕,吏部备案就是了。人选的提出,除了首辅,就是大太监。

“好风凭借力”。看来,人的飙升,确实是这个道理。

张居正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他承认这是“因缘际会,骤步崇阶”,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于圣主念旧,师翁引荐(《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毕只是贫寒文人对骤然暴发的反映。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需要打理,同时今日内阁也不是个省事的地方,张居正此时还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过,今日登阁,毕竟是他多年夙愿,走上台阶,胸中还是有一股豪气——他要“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初进内阁,不知道“画眉深浅”,张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论资历、论年龄,论拜相时间,他都排在6名阁臣之最后,暂时还没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只有夹起尾巴做人。

那时他给友人写过几封信,都流露出这种心情。比如“仆以浅薄,骤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侪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明史》张居正本传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上面说,当时徐阶以宿老身份居首辅位置,与次辅李春芳皆能“折节礼士”,对同僚彬彬有礼。而张居正是最后入阁的,却独独有一副宰相的样子,“倨见九卿,无所延纳”。人比较沉默,但每说一句话,就一语中的,闹得人极为怕他,对他的敬畏重于其他各相。

什么叫“倨见九卿,无所延纳”?

倨见九卿,就是对待九卿态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级的高官,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书长)。而无所延纳,是不拉帮结派的意思。不拉帮结派,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在隆庆内阁的混战中,一直是没有清晰阵线的。但初入阁就倨见九卿,这怎么可能?

据朱东润先生讲,《明史》的这个说法,完全来自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王说张居正虽然最后拜相,但自称宰相应有尊严,所以倨见九卿。

朱先生说,这是乱说。张居正入阁之初,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葛守礼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声都相当不错,居正要是“倨见”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买账。这两人,都是张居正平时比较敬畏的大佬,资历就在那里摆着,张居正一日蹿升,就敢慢待人家,是决不可能的。

朱先生还举了日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后来万历即位的时候,张居正当国(做首辅),启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陆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张居正早两科(早六年),张居正见陆,用的是后辈见先辈礼。一次,老陆到内阁拜访张居正,见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这礼部首长就是不肯落座(因为不合乎礼)。张居正连忙改正了座次,老家伙才坐下来。此事也见出张居正是个知道深浅的人物。我以为朱东润先生说得有道理。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就担任了《世宗实录》总裁(总编辑),为死掉的嘉靖写编年史,这又是隆庆皇帝的特别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开,面向龙椅,吉星又一次爆发出强光。隆庆皇帝以重校“永乐大典成”的功劳,升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学士。正二品的官儿,已经赶上当年赏识他的那个顾璘大人了,可以挎着犀带而招摇过市。

然而势头还没有停止。到隆庆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已是从一品的虚衔了!

当当当当!

张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额头放光了!从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顶上了从一品的荣衔,这是连升九级。就连为他写明史本传的人,在写到他的迁升之速时,也禁不住用了惊叹的笔调——“去学士五品仅岁余”!

且惊且叹。可以想象得出,执笔人在烛光下使劲拍桌子的那种样子。

令人惊奇的还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学士这一职务的品级是有弹性的。它本身的官阶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书、侍郎,则品秩可加得很高,从武宗时期起固定加官为正一品。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入阁,是以侍郎兼大学士的,官阶是正一品!从五品——正一品,这是整整升了10级!

在中国近代的戏文中,“连升三级”,基本就是个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带有荒诞意味,如同现在的“娶了个处女”一样。但在张居正的身上,荒诞变成了无法摇撼的事实。

当然,这是金光闪闪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间起,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书完全沦为内阁的属吏,事事须向阁臣请示,内阁成了一块香饽饽。而在内阁的内部,也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三个档次,首辅的权力远高过其他人,诸阁臣只能望其项背。

这样失衡的权力设置,相差如此悬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争首辅之位。因此阁臣之间“内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嘉靖以来的首辅,莫不是依靠倾轧排挤得来的,这完全是事实。政坛老将张璁就曾哀叹:“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明神宗实录》)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玩火者的终局是自焚,没有人笑到最后。

所以,入阁实际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宠物,锦衣卫、东厂(秘密警察)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不小心逆了“鳞”(触犯了皇帝的脾气),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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