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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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贼寇犯京，深入失律，归路已绝，我军奋勇，正好与之血战一大机会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嵩，嵩宜力主剿战以伸中国之威，以纾皇上之忧可也。乃曰，京师与边上不同，边上战败犹可掩饰，此处战败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动，任贼抢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传令不战，及皇上拿问，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虽是拿问，我具揭帖维持，可保无事。盖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将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辩。及汝夔临刑，始知为嵩所误，乃大呼曰：严嵩误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战之故，天下皆知为嵩主张，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误国家之军机，七大罪也。
黜陟者，人君之大权，非臣下可得专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学诗以论劾嵩与世蕃革任为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时恐吓吏部，将学诗兄中书舍人徐应丰罢黜，荷蒙圣明洞察其奸，将应丰留用。夫应丰乃皇上供事内廷之臣，嵩犹敢肆其报复之私，则在内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胜数耶？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以论劾嵩与世蕃降为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时逼吓吏部将汝进罢黜。夫汝进，言官也，纵言不当，皇上既降其官矣，其为典史则无过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罢黜之，则在外之臣被其中伤陷害者又何可胜数耶？夫嵩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与之相反。嵩不惟罢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罚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类为之一空。此时计数正人君子能几人哉？是黜陟之权皇上持之以激励天下之人心，贼嵩窃之以中伤天下之善类。此专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
嵩既专权则府部之权皆挠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专主者。于文武官之迁升，不论人之贤否，惟论银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报效皇上为心，惟日以纳贿贼嵩为事。将官既纳贿于嵩，不得不剥削乎军士，所以军士多至失所而边方为甚。有司既纳贿于嵩，不得不滥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离而北方之民为甚。一人专权，天下受害，怨恨满道，含冤无伸，人人思乱，皆欲食嵩之肉。皇上虽屡加抚恤之恩，岂足以当嵩残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泽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变也久矣。军民之心既怨恨思乱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
风俗之隆替，系天下之治乱。我朝风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为少变。皇上即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风俗还古。及嵩为辅臣，谄谀以欺乎上，贪污以率其下。通贿殷勤者虽贪如盗跖而亦荐用，奔竞疏拙者虽廉如夷齐而亦罢黜。一人贪戾，天下成风，守法度者以为固滞，巧弥缝者以为有才，励廉介者以为矫激，善奔走者以为练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虽英雄豪杰，亦入套中。从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此时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贪；嵩先好谀，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谄。源之不洁，流何以清？风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坏天下之风俗，十大罪也。
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聪明固若不知者何哉？盖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诚，贼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诚之心，无怪其堕于术中而不觉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过于左右侍从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圣意，故先用宝贿结交情熟于皇上宫中一言一动一起一居，虽嬉笑欷戏之声，游观宴乐之为，无不报嵩知之，每报必酬以重赏。凡圣意所爱憎举错，嵩皆预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悦皇上之心。皇上见嵩之所言所为尽合圣意，盖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此其奸一也。
通政司，纳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干儿子赵文华为通政司，凡章奏到文华，必将副本送嵩与世蕃先看，三四日后方才进呈。本内情节嵩皆预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术以为之弥缝。闻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华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转摭饰其故。是皇上之纳言乃贼嵩之拦路犬，此其奸二也。
嵩既内外弥缝周密，所畏者厂卫衙门缉访之也。嵩则令子世蕃将厂卫官笼络，强迫结为儿女亲家。夫既与之亲，虽有忠直之士，孰无亲戚之情？于贼嵩之奸恶，又岂忍缉访发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余里，乃结亲于此，势属不便，欲何为哉？不过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饰之计耳。皇上试问嵩之诸孙所娶者谁氏之女，便可见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贼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
厂卫既为之亲，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选非出自门下者不得与中书行人之选，知县推官非通贿门下者不得与行取之列。考选之时，又择熟软圆融、出自门下者方补科道。苟少有忠鲠节义之气者，必置之部属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选之后，或入拜则留其饮酒，或出差则为之饯赆，或心有所爱憎则唆之举劾，为嵩使令。至五六年无所建白，便升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验，孰肯言彼之过乎？其虽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类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门下之人每张大嵩之声势，阴阻其敢谏之气，以故科道诸臣宁忍于负皇上而不敢忤于权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贼嵩之奴仆，此其奸四也。
科道虽笼络停当，而部官有如徐学诗之类者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将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网罗门下，或援之乡里，或托之亲识，或结为兄弟，或招为门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报世蕃知，故嵩得预为之摆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报世蕃知，故嵩得早为之斥逐。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合为一党，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为谁乎？此真可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贼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
夫嵩之十罪赖此五奸以弥缝之，识破嵩之五奸则其十罪立见。噫！嵩握重权，诸臣顺从固不足怪，而大学士徐阶负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为天下除贼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谤，惧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宁郁怏终日，凡事惟听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虽为嵩积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谓之不负也！阶为次辅，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聪明刚断，虽逆鸾隐恶无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显恶，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盖不过欲全大臣之体面，姑优容之以待彼之自坏耳。然不知国之有嵩犹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则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爱一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况尔来疑皇上之见猜，已有异离之心志，如再赐优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宰相之祸，天下臣民皆知其万万不可也。
臣前谏阻马市，谪官边方，往返一万五千余里，道途艰苦，妻子流离，宗族贱恶，家业零落。幸复今职，方才一月，臣虽至愚，非不知与时浮沉可图报于他日，而履危冒险攻难去之臣，徒言取祸难成侥幸万一之功哉！顾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赐臣，臣安忍不舍再生之身以报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变，忠义之心痒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坏天下之事者惟逆鸾与嵩，鸾已殛死，独嵩尚在，嵩之奸恶又倍于鸾，将来为祸更甚。使舍此不言，再无可以报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谁人敢言乎？伏望皇上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怀恩，固不必问也。皇上或问二王，令其面陈嵩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实，重则置以专权重罪以正国法，轻则谕以致仕归家以全国体。则内贼既去，朝政可清矣。将见贼寇，前既闻逆鸾之死，今又闻贼嵩之诛，必畏皇上之圣断，知中国之有人，将不战而夺其气，闻风而丧其胆。况贼臣既去，豪杰必出，功赏既明，军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间设伏，决一死战，虽系谙达之颈枭济囊之头，臣敢许其特易易耳！外贼何忧其不除，贼患何忧其不绝乎！内贼既去，外贼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舍死图报而必以讨贼臣为急也，然除外贼者臣等之责而去内贼者则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负，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无地，故不避万死，为此具本亲赍谨奏奉圣旨。
【千古一个实干家】
张居正，千古一臣。这是我认为的。那么，他有何德何能？
这正是我要跟大伙讲的。
有人说，史上只有名相诸葛亮、王安石勉强堪与之比拟，不错！这不是狂话。因为张居正这位名义上不叫“宰相”而叫“大学士”的真宰相，和那两位名相比起来，他相当的不同。不同在哪里？
那就是，他想干的，到了归终是干成了。
诸葛亮为相，到后来我看就是硬撑。实际上，他出了南阳就一直在硬撑。这里既有刘皇叔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之所以“鞠躬尽瘁”，为的甚？不就是才智不足么？
安石大人，浪漫主义者也，人品、文采无可挑剔。然而书生治国，昧于事理，所谓新政，有类王莽，只赢得个“抝相公”诨名儿，遗笑千古。且新政一出，开启了党争，朝中小人借“新党”之名胡来，官员群体的敦厚之风一扫而空。说北宋江山就断送在他手里，也无不可。
而张居正怎么样？
他上台之初，帝国机构臃肿，官僚因循，效率极为低下。你看，“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笔纸的浪费。……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文件发下去，各部门归档，“从此匿迹销声，奇％^书*（网！&*收集整理不见天日。”（朱东润语）国家机构成了大小官员在此混饭吃的空壳子。
惟有张居正目光如炬。他不想学王安石头撞南墙去行什么“新政”，既乱了朝纲，又惹是非。他的办法是——老祖宗纸上写的，你就得给我办到。
你听这几句话：“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