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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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老张的哲学》在题材上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把普通市民的生活引入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容，在人物刻划上以独特的讽刺手法塑造了老张、南飞生这样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无疑都是老舍对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也应该看到，作家思想上的局限也给小说的主题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小说的结局，恶势力飞黄腾达，“小人物”们无端被吞噬，这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其次，处理李老人、李静、王德同老张的尖锐矛盾，由孙守备出面从中斡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事理上都象是从天上掉下的“救星”。孙守备原本是来阻止孙八与龙凤姑娘婚礼的，结果错中错，适逢王德大闹婚堂，于是仗义执言，阻止了老张强娶李静的婚事，并以一千多块钱解囊相助为李静解脱了危难，为李老人摆脱了困境。这种处理方式使孙守备成了人道的化身。当然，作品的最后结局并未由于孙守备的干预而有所改变，说明作家还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锋芒。老舍后来在检视自己早期长篇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赵子曰》
老舍动手写作《赵子曰》，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初。这时候国内的时局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国共第一次合作，反帝反封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伐的准备，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老舍虽然远离祖国，远离革命的漩涡，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国内人们高涨的革命情绪同样对他发生了积极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也反映在他的第二个长篇《赵子曰》的创作上。朱自清先生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老舍先生写李景纯，始终是严肃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的理想的光辉。”如果说，《老张的哲学》只有绝望，那么《赵子曰》便有了希望，这种情况，“或许与我们时代有关，书中有好几处说到革命，可为佐证。在这一点上，赵子日的力量，胜过老张的哲学。”（注： 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赵子曰》中，对天台公寓学生生活的描绘占去了不少篇幅，但从结构上看，贯穿全书的若隐若现的王女士的遭遇才是情节的支架。围绕着对王女士的不同态度，天台公寓的大学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在这种对立和矛盾中，作品为我们勾画了几种类型的大学生的精神特征。
在王女士个人悲苦的经历中清晰地显现出洋场恶少欧阳天风的卑劣面影。如果说，《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在性格上既有腐朽的封建意识的投影（这是主要的），又夹杂有半殖民地化的色彩，那么，欧阳天风的性格则主要是二十世纪“西洋文明”造就的怪胎。他寡廉鲜耻，心毒手狠，又装出风度翩翩的样子，名为大学生，实为衣冠禽兽。他玷污王女士，之后又企图“卖”掉她；他甚至想假赌场妓院的密友贺金山的父亲京畿守卫司令贺占元之手杀死张教授。他钻营于反动的政界，同军阀势力明来暗往，这使他的行为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其实是黑暗势力的“洋式”鹰犬，靠残害无辜养活自己。
作品还以悲悯的感情描述了赵子曰、莫大年、武端这样一些善良的、可笑的、糊涂的年轻人从沉迷到觉醒的历程，特别是赵子曰从“混世”到“救世”的觉醒历程。在这种描述中就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这是《赵子曰》在整体构思上同《老张的哲学》不同的地方之一。
赵子曰的性格有一点阿Q的影子。他在名正大学读书。他学过哲学、文学、化学、社会学、植物学，每科三个月；不要文凭，不要学位，“只是为学问而求学”。他打牌、票戏、喝酒、下馆子，每月至少给他父母写两封信催促汇款。考试结果的揭示把别人的姓名都念完，才找到“赵子曰”三个墨饱神足的大字，他有点不高兴，但又照着镜子勉励自己：“倒着念不是第一吗？”于是那一点不高兴也就雪花似的消融了。他好虚荣而又糊涂，听到别人捧场，就忘乎所以。欧阳天风看准他这个弱点，或以美言谀词投其所好，或以介绍情人拖他下水。赵子曰就在这样的奉承下昏天黑地的混闹一番，他参加学潮，捆校长、打教员，不过是“为博别人的一笑，叫别人一伸大拇指，他并没有和人决斗的勇气。”他总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中，并不知道应当如何立身处世。他“找老人去问，老人撅着胡子告诉他：‘忠孝两全，才是好汉。’找新人去求教，新人物说：‘穿上洋服充洋人’！”他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闭着眼瞎混”，一时找不到“光明之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混闹”，这就是一切，并以为是“革命”。这是当时不少标榜为“新人物”的青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赵子曰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而已。老舍对于这一类人多所讽刺，这在作品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赵子曰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有可爱的一方面。他是一个站在歧路上的“迷羊”，善良、富于正义感，又有些怯弱。他的“心好”。他曾经在天津试图搭救沦落风尘、被一个退职的奉系军官凌辱的谭玉娥，就是一个证明。当他不觉醒的时候可以听任欧阳天风牵着鼻子走向邪恶；当他听了正直、进步的青年李景纯的开导以后，又有心向善。特别是当他发现欧阳天风企图拐骗、伤害他曾经一度钟情的王女士时，他看清了欧阳天风的为人；看到李景纯为救助王女士和张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作品结尾时，赵子曰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过去的昏天黑地胡混的阔少，也不再是听两句恭维话就飘然欲仙的可笑的“名士”，更不是美丑莫辨的蠢人了。李景纯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悲惨结局拨开了他的眼睛，欧阳天风勾结军阀杀人的狠毒无耻使他懂得了剪除军阀及其帮凶的刻不容缓。他对武端说：“几时有机会，再把他（李景纯）埋在公众的处所，立碑纪念他，他便是历史上的一朵鲜花，他的香味永远吹入有志的青年心里去。老武！这是你的责任！你办完了这件事，是愿和军阀硬干呀，还是埋首去求学，在你自己决定。这是老李指给我们的两条路，我们既有心收他的尸身，就应当履行他的教训——”赵子曰的出路如何？作品并未回答，但他已经觉醒则是无疑义的。
李景纯的形象在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身上寄托着老舍的理想。他象是射进黑暗王国的一束光辉，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塑造积极的、肯定的青年形象，这是《赵子曰》的突出成就之一，也是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老张的哲学》的地方。作品告诉我们，李景纯不是富家子弟。他同赵子曰等一样也在名正大学读书，也住在天台公寓，但他绝不同赵子曰一伙人在一起胡混。他学习刻苦，春节也不回家，“他们母子彼此明白，亲爱，所以他们母子决定不在新年见面。”他重实际而鄙弃空谈。他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怀抱救国救民的宏图大愿，但他对“新人物”的混闹又不以为然，他主张切实的作事。因为这样，他不主张“打校长”，并曾力劝赵子曰也不要这样做。在人们夸赞赵子曰捆校长是“志士”“英雄”的声浪中，独他“淡而不厌的未曾夸奖过他一句”，因此他被认为“是个不懂新潮流的废物”。其实他自有主张，他认为：“打算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设若指着吹气冒烟，脑子里空空如也，而一个劲说革命，那和小脚娘想到运动会赛跑一样，无望，梦想！”他劝过赵子曰，希望他回家开办农场；也劝过莫大年，莫大年后来进银行做了职员。他心怀博爱，又有明确的是非，在关键时刻冷峻而又果决。他不愿意把精力花在恋爱上，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设若国已不国，就是有情人成了眷属，也不过是一对会恋爱的亡国奴；难道因为我们明白恋爱，外国人，军阀们，就高抬贵手不残害我们了吗？”这种认识同那些在“情天恨海”中虚掷青春的年轻人比较，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他对于危害祖国利益的行为嫉之如仇。当他知道武端做了市政局建筑科委员，他们要拆天坛卖给外国人从中渔利的消息后，他对赵子曰指出武端等人的作法是一种卖国的可耻行为，希望赵子曰以朋友的名义制止这种胡作非为；如果武端不听，那么就“杀！杀一个，别的人立刻打退堂鼓；中国的坏人什么也不怕，只怕死！为保存天坛杀了我们的朋友，讲不来，谁叫公私不能两全呢！”他认为在帝国主义任意践踏我们祖国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