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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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柿小院”幸免于洗劫终究是暂时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灾难降临到老舍头上了。这一天下午，老舍正在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室参加学习，突然闯进来一批狂暴的人，把他和二十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一起推上卡车，拉到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大院里。下车之后，狂徒们便用京剧道具对这些作家艺术家进行残暴的蹂躏与毒打。老舍的头部被打伤，满脸是血，身上也到处是伤痕。“老舍对这种非法暴力愤怒地表示了自己的抗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肯撒谎屈辱。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不肯说出一句有损党的尊严的话。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注：胡洁青：《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文艺报》1978年第1期。）夜里两点多钟，胡洁青把老舍接到家里，她含着泪，为老舍收拾伤口。胡洁青发现，老舍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胡洁青本想留在家里照顾他，但老舍执意让她去上班，因为运动正在紧张阶段，半天不参加运动，那是很可能要挨整的。胡洁青在离家之前，又给老舍收拾了一遍伤口，并嘱他一定不要出门，好好在家里养几天。然而就在胡洁青离家之后，老舍拄着手杖，带着一卷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出门了。二十四日下午，他没有回来，晚上，仍然没有回来。直到二十五日晚上，在靠近德胜门的太平湖西岸，人们才发现了老舍的遗体。胡洁青回忆当时情形说：
二十四号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二十五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胡同里的每一点声音，我都以为是他回来了，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时，我觉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十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扑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
强忍着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园管理处，央告人家允许我打了个电话，让八宝山公墓来车拉他去火化。好久，车才开来，把他装入棺中抬上了汽车。我赶忙也爬上车，一起到了八宝山。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说不给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让我到里面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许。我痴呆地木在那里。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深夜一点多钟了，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也不知是魂走还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八宝山。
夜静更深，雨也小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象一口黑锅覆盖着人间。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城里走。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它长得似乎没有了尽头。我想起，我从北京去重庆找他的时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象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我们两度离别，一次是六载，一次是四年，也象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又团聚了；我和他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从八宝山一步一步往城里走的这条路，太长太长了，走尽我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在意想不到的灾难中，胡洁青失去了她的亲人，人民失去了它的忠诚的艺术家。老舍的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只有在从美国回国以后，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他才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他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因此，他才越发不理解眼前所发生的破坏与动乱，他对暴徒们充满了愤怒，对难以忍受的屈辱充满了痛苦的感情。在愤怒与痛苦中，他离开了人世。太平湖啊，黑夜笼罩下的太平湖，你是这位伟大作家的愤怒与痛苦的见证，你是品尝过作家的最后的泪水的，你是聆听过作家的最后的呼号的，你应当向人民述说，向世界述说！
在那个年代，万马齐瘖，大概连太平湖也只能将波涛藏在水底。
老舍被迫害致死以后，胡洁青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株连。在江青的授意下，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北京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老舍进行所谓“公开批判”，几乎把所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帽子，都给老舍戴上了。林彪、江青一伙用污秽的语言，发泄他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憎恶的情感，他们叫嚷不休的所谓“专政”，是专门对着好人的。他们无尽无休地干坏事，使内乱一直持续了十年。一九七六年十月，作孽多端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力量打倒了！
党和人民胜利了，祖国迎来了又一次解放！
逝者与生者的欣慰
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全国人民沉浸于狂喜之中。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深入，受迫害的作家先后获得解放，冤假错案逐步平反昭雪。经党中央批准，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首都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乌兰夫、王震、郭沫若等送了花圈。邓颖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以及老舍的生前友好巴金、曹禹、周扬、夏衍、周立波等参加了仪式，沈雁冰同志致了悼词。
沈雁冰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悼词指出，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作家、老朋友而感到十分悲痛。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学习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学习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热爱劳动、力求进步、勇于创造，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文艺事业的坚强意志。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起，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怀念老舍的文章。我国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撰写文章，声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舍的罪行，对老舍的不幸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巴金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注：《怀念老舍同志》，《探索集》。）冰心说，当她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时，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她不敢设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注：《老舍和孩子们》，《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曹禺说：“我常常想到他笑容可掬的脸。我深夜沉思，他的形象逐渐巨大、庄严起来。”他认为，老舍到死“都维护着人民的利益，维护着人的尊严”（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同老舍一样蜚声中国文坛的这三位老作家，还对老舍的思想品德和文学贡献，给予了热情而崇高的评价。巴金指出：“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注：《怀念老舍同志》。）曹禺指出：“如果说‘人杰’两个字并不陈旧，我就把它奉献给老舍先生。他就是中国当代的‘人杰’，这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承认了的。”（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冰心指出：“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谈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注：《老舍和孩子们》。）
老舍是人民艺术家，他和人民的感情交流，主要体现在灌注着他的心血的作品中。老舍离开了人间，但是他的作品是永存的。建国以后，老舍创作了大量的新作，尤其是话剧创作的成就，更为突出。但是，他过去的作品，除了《骆驼祥子》和《离婚》，其余在建国后均未再版过。不必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即使象《四世同堂》这样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佳作，我们的年轻的读者有几个熟悉呢？建国之后，老舍因他的歌颂新社会的作品而获得了崇高的赞誉，但是，就他的大多数旧作未能再版而言，他又受到了冷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左倾路线的干扰。我们党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清算了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纠正了建国以来在一些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党的正确路线的确定与执行，给文化、出版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老舍的旧作陆续出版发行。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第一次出版了完整的单行本。《二马》、《赵子曰》、《牛天赐传》、《月牙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