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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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把自己的倾向性隐含在人物和场景的描绘之中，对张大哥、老邱、老李精神状态的入微刻划反映着作家明确的褒贬态度。他否定那种敷衍的、苟安的精神状态，希望着一种奋发的、认真的、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状态。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上看，作家把这种艺术描写放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统治和法西斯特务横行的背景下，指出这种苟安和敷衍只能保持这黑暗，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深化了。
含泪的微笑
《离婚》是老舍第七个长篇小说。《离婚》艺术上的成功标志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幽默的风格是老舍小说创作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他在艺术表现上的优长所在。但是对这一点的自觉认识作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艺术历程。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到《赵子曰》、《二马》，幽默风格一直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到了《大明湖》，却由于心中想着“五三”惨案，幽默不起来了。他曾经说，因为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和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这部作品思想上虽有长进，而艺术上却缺乏特色。这种情况到创作《猫城记》时并未改变过来。按照老舍后来的想法，它“根本应当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儿”。（注：《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大明湖》和《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老舍认识到，他应该“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离婚》是老舍艺术上的圆熟之作。“返归幽默”并不是对过去驾轻就熟的艺术手法简单重复的运用，它是在新的构思指导下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实践。事实上，《离婚》中的幽默既保持了先前作品中的优点，又避免了先前作品中失之于油滑、追求笑料的缺点；讽刺尖锐而又不流于“戏笑”和“溢恶”，达到了含蕴深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地。
喜剧将无价值的人生撕开给人们看。老舍的幽默也是如此。他“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注：老舍：《谈幽默》，《老牛破车》。）他运用“笑的艺术”来揭破表面上红火热闹的人生的假面，而把无聊、卑琐、苟且、敷衍、妥协的真面目，显示给人们；他的幽默同对社会深刻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对老舍所描述的生活现象是不可以一笑了之的。
《离婚》是以老李接乡下的妻子到北京后所引起的小磨擦和张大哥之子天真被捕到释放的经过为全书的“经线”，而以吴太极同方墩太太、老邱同纸板夫人、孙科员同“牙科展览”夫人的家庭琐事为全书的“纬线”，纵横交织，构成全书的内容。其中，张大哥以“男性媒婆”的身份出现，而吴、邱、李三位科员则分别同太太展开不同规模的“家庭大战”，特别是吴太极与方墩太太为十三妹大动干戈，而当小赵也为十三妹上门纠缠时，吴太极与方墩太太又一致“枪口对外”，同小赵混战一场。这些家庭，这些人们，面对的情势严重，他们痛不欲生，但是后来却又烟消云散，归于 平复，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事后方墩太太高高兴兴地向曾经挨她辱骂的老李“道歉”，并告诉老李她与吴太极不再离婚，“好歹的混下去吧！”“左不是混吧，何必呢！”邱太太也不再同老邱闹离婚：“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闹得不太离格，我就不深究。”邱太太想明白了：“他是科员，我跟他一吵；不能吵，简直的不能吵，科员！……”就是最富于独立精神的马少奶奶，在她所愤恨的马先生突然回来以后，也由怨恼转而为屈从。全书的结局是人们经历了一段风波之后，又照旧生活下去，平静而又凝滞。这个构思本身就是富于幽默和讽刺意味的。鲁迅称赞《死魂灵》的讽刺艺术时曾经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注：《几乎无事的悲剧》，《且介亭杂文二集》。）《离婚》正是从人们“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中，看出了可笑之点，指给了人们。然而它所引起的不是开怀的大笑，而是一种苦笑，一种含泪的微笑。在苦笑或含泪的微笑中引起深沉的思索：这样的生活，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苦涩的笑里包含着某种生活的哲理，喜剧的形式下包含着悲剧的内容。老舍笔下的幽默既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又是表达主题思想的独特的艺术手段。
用“廓大”的方法，造出幽默的场面或情境。“廓大”同夸张，所指是一种艺术手法，但鲁迅认为用“廓大”一语更准确一些，“‘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因为“夸张”容易引起误解，以致造成描摹的失实；而任意夸大，是讽刺最忌讳的事。“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注：鲁迅：《漫谈“漫画”》，《且介亭杂文二集》。）这里讲的 是创作讽刺作品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问题；创造幽默的情境也应当坚持这样的美学原则。老舍自己曾经讲过：“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腔无调的”（注：《我怎样写〈离婚〉》。）。在《离婚》中，老舍一方面“立意要它幽默”，另一方面却又留意“把幽默看住”，“不准它把我带了走”，（注：《我怎样写〈离婚〉》。）这里讲的是在创作幽默作品时应当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问题。所谓“把幽默看住”至少有这样两个意思：一个是讲究幽默而又注意真实性；一个是幽默应当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即以“廓大”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而言，情形也应当如此。《离婚》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有“廓大”的情况，然而这种“廓大”不是任意的夸张，而是把对象的某些特征加以集中、凸出、强调，虽“廓大”而不失其真，凸出而又合情合理。比如作品写张大哥的生活习惯：
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时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作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很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
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潍县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绺给扒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
张大哥的这些生活习惯，如果分散地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使人注意的地方。但一经作家的集中和廓大，就如同使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病菌一样，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生活中这样一种怠惰、庸俗、虚荣的性格，以及在灰色的生活中如鱼得水似的优游的风度。这是饱食终日、苟且偷安、左右逢源、自鸣得意的某一些小官吏、小职员放大的肖像画。
幽默意味的造成并不全赖“廓大”的手段；有时一个巧妙的比喻（借喻或隐喻），一句语义双关的俏皮话，或一句含义深长的反语等，也都能引起人们会心的微笑。《离婚》中的邱太太，作家这样勾勒她的尊容：“长得不得人心。瘦小枯干，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发，没多少头发。胸象张干纸板，随便可以贴在墙上。”作家极巧妙、极灵活地运用着各种比喻，造成了一种戏谑的情调，它是幽默的，也包含着讽刺。
有时作家以机智、奇警的语言，对所描述的对象进行评析，字里行间可以感触到一种微妙的幽默情韵：
你叫张大哥象毛驴似的戴上“遮眼”，去转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转；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的跑几步，他必定要落泪。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
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漂着一层油星和绿香菜叶，好象是一碗想象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给冲得滑腻，言语就象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
《离婚》中的幽默具有各种不同的感情色调，就多数而言属于温婉而又和善的揶榆，用“含泪的微笑”名之是恰当的。有时他把幽默施之于否定的人物或事物，尖刻的讽刺奔泻于笔端，幽默就呈现一种浓烈的批判的色彩，同讽刺几乎很难区别了。对小赵肖像的刻划就是如此：“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象条热带的彩蛇。”“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的展示出去，自觉的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