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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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动用军队去除掉一个9000英里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呢？”他似乎觉得戴高乐总统的警告不无道理了。
可是，身不由己。军方告诉他：“越南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已经发展到接近2万人，而且不断地对西贡政权发动袭击。原来认为不需要美国出兵的吴庭艳不能不向肯尼迪告急。肯尼迪自然垂询他的私人军事顾问——泰勒将军。
他无法不介入越南战争，但又非常小心，到、1962年初，他将军事顾问增加了10倍，由400人变成4000人，还派300名美国飞行员配合南越政府军进行战斗，但自己不要卷入，除非是自卫。这4000名顾问团中包括了绿色贝雷帽分队，这种特种部队是新设的极为有效的防暴委员会手中的尖刀！这个防暴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泰勒将军。
对于美国的特种部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贝雷帽分队长布莱恩上尉说。“肯尼迪和特种部队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对付游击战方面有着一种特殊的能力。……”
当时研究与改进军事战略的格雷厄姆·马丁却说：“绿色贝雷帽是一个错误，因为他所受的是游击战训练，而不是反游击战的训练。”
吴庭艳的“战略村”实际变成了“集中营”。当时的国防部长助理保罗·尼采说：“北越的渗透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他们达到了一个村一个村地摧毁战略村的目的。因此，我非常怀疑用我们的军事行动能使情况得到改变。”
泰勒将军则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使馆人员和驻西贡的军方人士都一致认为，没有美国的帮助，南越政权是绝对无法对抗越共的！”
就在他们为对付越共大伤脑筋的同时，佛教徒的暴乱却插了进来。吴庭艳掌权以来，很少离开他的宫邸，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总统。不断升级的宗教迫害引起的暴乱，到了不得不残酷镇压的程度，他们禁止佛陀生日这天升起宗教旗帜引发了示威；他们又开枪打死了40名示威的佛教徒，并且逮捕了数千名僧众，这使肯尼迪大伤脑筋，他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凄怆地说：
“这是一个佛教徒占全国人口95％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由一些说法语的人统治，他们毁佛塔、杀尼姑、杀和尚，我敢说，在佛教徒危机刚开始时，总统已经感到失望了。……”
1962年6月11日，一名和尚在西贡闹市区兜头浇了半加仑汽油，点火自焚，那窜得很高的火焰喷发着对吴庭艳政权的仇恨，那围观的市民的心也像在这烈焰里燃烧，对这个视死如归甘受火刑的和尚怀有深深地敬畏，这个使世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吴氏兄弟的反省，吴庭艳恶狠狠地说：“这些出家人受了越共的扇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绪的爆发，还不如说是政治情绪的爆发！”
吴庭艳的弟媳吴庭如夫人却嘲笑说：
“这种散发着焦臭味的死法，不是太野蛮了吗？”
在196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里，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都笼罩着一种危机气氛，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何去何从，差不多分成了两个营垒：
一方说：“我们同这个吴庭艳拴在一起，就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另一方说：“除了支持吴庭艳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在我们挫败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再来解决吴庭艳的问题吧！”
在整个1963年的危机感中，这种争执无止无休。已经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后来说：
“我们看了这些戏剧性的可怕的和尚自焚照片——据说这是对吴庭艳专制统治的抗议。这在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中间引起了分裂：有一派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警告说：你同吴庭艳在一起，不可能获胜。另一派则反问道：也许我们和吴庭艳一起不能获胜，可是，你想跟谁在一起呢？对方却无法回答。……”
这就出现了病马且当好马骑呢还是换一匹新马？能够在反共战场上驰骋的新马在哪里？
在这种举棋难定的利弊权衡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却迅猛地发展起来。
华盛顿对吴庭艳越来越明显的不满，自然被南越军方的将军们所察知，或者是从某种渠道接到这种要“换马”的暗示。但是，那些将军们却非常担心，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如建立并掌握了一个秘密警察系统，很可能政变在萌芽时，就被锄掉。他们在权衡哪一个危险更大：是政变好还是无所作为好？
这又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局面，美国想推动这场政变，却又绝不能暴露美国插手这场政变，那将成为世界爆炸性的新闻，而且美国的形象以及在未来的各种活动中都将受到损伤。于是在各种猜疑和推测中，难辨真伪，都不敢表现真情，因而也就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中捉起迷藏来。内部句心斗角，谁还有心去关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事情？
肯尼迪终于下了支持将军们政变的决心。他在8月29日给西贡洛奇大使的长长的充满暗示的电文中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话：“从以往的经验中我认为失败比表面上迟疑不决更具有毁灭性。我当然要对这种政变负完全责任，正如我也必须对这一次行动及其后果负完全责任一样。”
这就是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下决心，发动将军们举行政变，即使冒失败的风险也在所不借了。
经过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复杂过程，陈文同将军在闪闪灼灼中策划政变的细节，并表示在政变前几小时才能通知美国大使馆，以免走露风声使政变出现危险。
如果省略复杂而又惊险的政变过程，那么政变结果是，吴庭艳、吴庭如兄弟两人被政变者枪杀了，是谁主张把他们杀害的？
陈文同将军说：“我认为杨文明将军不想让他们活着，在押解
途中就把他们杀了。”
政变的将军们却解释说：“是他们兄弟两人企图夺取武器脱逃而被杀身亡的！”并为此表示遗憾。
中央情报局接到吴氏兄弟的尸体照片时，他们是反绑着手被打死的！
兵变委员会推举陈文同将军向美国大使馆作出解释，他说，杀害吴氏兄弟绝不是政变计划中的事，那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意外。
使华盛顿震惊的是：他们一直反对用这种方式推翻吴庭艳，甚至改变过支持政变的主意。现在将军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一开始就用鲜血玷污了他们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当中央情报局的科尔贝回首往事时说：“我们的确想摆脱吴庭艳，却没有认真或是根本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他。当然，我们摆脱了这位贵族，选择了将军，按我们原来想象，这些将军会组建一个更民主的政府。……”
华盛顿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出乎意外的景象：
第一，吴氏兄弟的猝死使美国极为震惊的同时，西贡并没有震惊，而是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一个独裁者的死使市民们兴高采烈，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备受西贡各阶层的人士欢迎，他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在美国大使馆前欢呼，好像美国人为他们除掉了一个祸害！
第二，华盛顿别无选择，只好承认了新的南越政府——以杨文明将军、黎文金将军和政变联络人陈文同将军为首的军人政府，而市民的欢呼声和这届军政府只延续了3个月，在以后的20个月里，政府变换了10届，将军们既没有共同的目标，更没有共同的信仰，今天你推翻我，明天他推翻你。原来想改变得好一些的企望，今天随着政变都分崩离析了。
1964年的形势急转直下，越共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大量地派遣正规部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慢慢渗透。那时，华盛顿曾悲观地估计，1965年越共将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匆忙宣誓就任美国36届总统，这个异常固执的德克萨斯人、继承了总统宝座的同时，也继承了两次暗杀（指吴庭艳和肯尼迪）造成的混乱，以他顽强的性格，没有从越南的悲剧中后退，而是毅然地选择了战争。
就在这时，我们小说中的黎文英从胡志明小道进入南方；而威廉·安德森则在西点军校宽大敞亮的阅览室里构想他的《论特种战争》。
（三）河内之行
第二天上午8时，黎东辉、张科长和我，去奠边府的南分区洪棍访问，下午4时回到高炮团驻地。得知这天上午，驻守奠边府的140高炮部队战士围斗苏联授越专家的事情。
外事无小事，这是可以酿成大事件的事故。正值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中、苏、越三方关系非常复杂微妙之时，就显得特别严重。这事立即震动了奠边县、莱州省和外事处的同志，分别到我高炮团指挥部和六支队交涉。而且提到了严重违反了越南的主权的高度。
显然，我们的战士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帝必反修，对苏修大鼻子恨之入骨，一见面就怒不可遏，这个所谓的苏修地质专家胸前挂着望远镜，竟然到我们的高炮阵地上来参观，是可忍孰不可忍？国内红卫兵北上反苏修，南下反美帝。要见都见不上，今天，竟然敢到我们高炮阵地来，以参观奠边府A1高地为借口来窥探我们的军事机密，自然是不能放过他！
在战士眼里，他不但是苏修分子，而且还是个擅入我高炮阵地的特务，自然要把他扣留，要扣留自然要拦车，不但不停反而撞了我们，我们当然要开抢示警，我要扭住你送到上级机关加以处理，你不但不服反而挣扎格斗。到底谁打了谁？A1高地当然是越南的土地，可是，A1高地也是我们的高炮阵地，难道能允许苏修特务任意来去吗？
这就是我们战士的理由，至于那个苏联专家的真正身份和来奠边府参观的真正目的谁能弄清呢？
高炮团的同志已经处在烦乱紧张之中，不管理由是否充分，毕竟是一次开枪、围斗外国人的国际事件。我们三个客人都无法表示意见，在高炮团的同志已经没有心绪他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按计划已经完成了访问任务，在诚挚感谢主人热情照顾之后，回Ｃ支队去。
但我们一直关心着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4月27日，我们从奠边府返回，张科长不知是事先预谋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