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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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探求，我故意强调说：
“溪山围困注定是有争议的。”黎东辉插进来说，“国际上的军事观察家和政治评论家也会众说纷坛的！”
“在河内医院里养伤的时候，有位法国记者夏尔·斯托里曾经访问过我。他说：‘北越人把溪山说成是美国的奠边府，溪山的美军指挥官朗兹上校却说溪山是未被突破的凡尔登，你有什么看法？①……”
①凡尔登要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构筑的最大要塞城，位于法国东北部德法边境，是通往巴黎的门户，法军的必守之地，德军集结重兵多次向它发起攻击，伤亡惨重，法军凭借大纵深防御顽强抵抗，终于挡住了德军。所以法国远征军希望奠边府成为东方的凡尔登。
“我说两者都是也都不是。溪山应该是美国军事上的凡尔登、政治上的奠边府！那个夏尔·斯托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接着又问我，美国军方估计北越人民军在春季攻势中阵亡达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人。这个伤亡差距是很大的。你怎么想？我说，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可靠，但我的确知道，我们营伤亡很大。但我们向全世界显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从丛林里走出来了。并且向美军和西贡伪军发动了进攻，有一个数字我是确实清楚的：我们的突击队在1968年1月对日（旧历春节大年初一）的凌晨攻进了美国西贡大使馆，和大使馆的保卫者、救援者激战了6小时，许多外交官都参加了战斗，从窗口里向外射击，我们突击队16人全部壮烈牺牲，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大使馆守卫人员却伤亡了54人！这个比例差距也不小！……
“斯托里先生微微笑了，他证实说：当时最初的电讯进行了错误的报导——大字标题是：大使馆已被占领了！……”
“我也笑了笑，用调侃的口吻说：这则电讯并不错，战斗并不是在大使馆外面进行！我们的突击队员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他也开朗地笑笑说，我赞成你的辩解，可以说是攻占了6个小时！我是法新社记者，一向持客观立场，少校先生，你能谈谈你的丛林战争的经历吗？当然，我更喜欢听听你对丛林战争的见解！
我说：“这里面有个保守军事秘密问题吧？”
“在我接受采访时，已经得到过指示，可以谈敌方已经知道的问题！绕过军事机密。’……”黎文英说，“当然，更可以借这些新闻媒介进行革命宣传，但要说得可信，我只是说我参加的一些战斗。
“我倒也想听听你参加的一些战斗，”我笑笑说。“我虽然不是西方记者，可是，我也是搞文学的，我也可以替你宣传宣传！”
“那可有些不好意思了。”黎文英诚挚地说，“我爸爸已经把你的经历对我说过了，你也是军人，老实说，我在没有当兵之前，就听爸爸向我讲中国的革命斗争了，中国的游击战争，是我间接的老师。
“可是越南的丛林战争和作战对象不同，特点也不会一样！”
“中国经验越南化！”黎东辉补充说，“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创造。
我说，“美国把特种战争吹得神乎其神，我看了你缴获的那本安德森的《战地手记》，觉得特种战争，也就是一种区别于常规战争的游击战争！”
“也有不同，”黎文英说，“我们的游击战争是靠民众，美国的特种战争，基本上是一支搞突然袭击的别动队，不是靠民众，而是靠先进的运载工具、武器和经过高难度训练的战斗技能。……”
“所以美国的特种战争无法战胜游击战争。”我附和说，“甚至像安德森这样的特种战争专家都承认这一点。暧……”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安德森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倒关心起这个上尉的命运来了。
“这一点，现在无法搞清楚。当时，我们在公路上敷设了一枚遥控地雷，是准备炸一个大人物的。当时听说威斯特莫兰视察昆嵩和克莱基地，克莱没有大型机场，除了坐直升机外，就是坐吉普车。在炸翻吉普车后，从驾驶室里摔出一个血淋淋的人来，还有装着那本手记的背囊，其余还有三个乘车的军官均在车内，翻倒在路旁，一个队员只是向倾倒的车里开了几枪，由于昆嵩和克莱相距很近，炸响后，必须急速撤出战斗，不然就很难脱身，所以只好拖了一只背囊就跑，本想缴获一些重要文件或是地图，谁想到除了生活日用品和书信外，就是这本手记。……”
“这本手记里，谈到我方的地方很少。……倒是他对美国战争政策的探讨很有味道，发明了一个‘菜园理论’。……”
“我想它绝不会有收藏的价值。……”
“你还是说说你对美国特种战争的看法吧。好像世界上对美国的特种战争都感到很神秘，很有浪漫色彩。……”
“在最初的丛林战中，美国的特种战争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伤。我是1962年到南方去的。当上士班长，那时，我们进入南方的，大多是以连排为战斗单位的小游击队，我们进行突然袭击后，如果稍一迟误，敌人的战斗直升机就追了上来，就是在丛林里，也很难躲藏，伤亡很大；如果我们包围了敌人一个小据点，直升飞机也立即来给他们解围；……如果他们侦知我们的营地，直升机立即向我们发动攻击，对着你的头顶打，追着你的屁股打，你跑了半天路，他在一分钟内就追上，你如果让他发现了，真是没处躲没处藏。
“在1962年到1964年期间，南越伪军能在直升机的配合下发动快速进攻，进行追击或是救援被围部队。都发挥出空对地火力在近距离作战中的巨大的威力。……最初我们没有对付直升机群的经验，一旦机群来临，就纷纷躲藏，只能被动挨打，在1962年7月的一次直升机群进攻中，我们中队就牺牲了20多人。……
“后来，我们用高射机枪和步枪打直升机，效果也不很大，……但毕竟使直升机不敢过分猖狂。我们又研究出智谋胜敌的方法，就是设置假象引诱敌直升机来袭，我们就预伏在它从基地飞来或是回基地的航线上打它的‘埋伏’。……
“越打越有经验，后来又研究了‘一慢四快’战术，就是缜密的计划和准备，不能操之过急，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快速进攻，快速消灭敌人。快打扫战场，快撤离。而后留下高射机枪打来援的敌机。……越来效果越好。……我们中队在短期内就击落了两架直升机，机上20多名敌人全部丧生！”
“事物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说，“敌人也会不断改进。……”
“后来，敌人又加入了战斗轰炸机，还是靠火力取胜，当然，到1966年以后，我们有了中国专为我们制造的在丛林里打敌机用的20毫米轻型高射炮，敌机的损失就更大了。我们越打越有信心。……
“敌人在南方的特种战争中，有两个主要手段，除了空中的战斗直升机群战术外，在地上的就是推行战略村。最初，也像直升机战术一样，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缺少粮食供应，没有群众掩护，就像没有水的鱼一样。”
“这一方面，中国是有充分经验的，”我说，“在红军时期，敌人就搞过移民并村。……我们就用枪打出头鸟的办法打掉最反动的家伙，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或是外白里红。……”
“这一方面，的确用了中国的经验，”黎东辉说，“但是，要作到得心应手，要有相当长的过程，但毕竟还是做到了！”
“我们1963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捣毁战略村，一个是作地下工作，发动农民造反，一个就是用武装打击反动头子，到这一年9月，我们就捣毁了3000多个。有许多战略村，虽然仍保持了原样，但骨子里却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掌权。秘密地为我们提供物资和兵员。……我们的口号是：把敌人的战略村变成我们的战斗村。”
“这就充分说明，”黎东辉带有总结性的口吻说，“美国的特种战争没法对付群众战争，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人民战争！”
其实，早在1947年的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格雷厄姆·马丁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他是从法国远征军在越盟游击队的袭击下不断败北而提出的，他说：
“20世纪中期的游击战争的性质，在军事上确实是生动的一课。习惯于常规战的现代化军队，是否也适应游击战的打法呢？”
这位格雷厄姆·马丁当时是无法寻求到答案的，美国人的答案是用特种战争来对付游击战争，却又失败了，后来，马丁在1975年任西贡大使时，这一答案仍未找到，在西贡陷落的那一天——1975年4月30日的7点53分，由11名海军陆战队员护拥着美国大使馆的星条旗，凄枪地离开了越南的土地，仍然没有找到战胜游击队的答案，倒是威廉·安德森在战地手记中，朦胧地接近了问题的实质：那就看谁是滩上的鲨，谁是水中的鱼？
（二）宝岩村胜负论
稍作休息之后，我向黎文英概述了安德森《战地手记》的基本内容。当讲到宝岩村之战时，他兴奋起来，要我详细地向他重讲了一遍，他颇带醒悟地说。
“啊！原来是这样的！我的不解之谜总算解开了！”
“什么不解之谜？”
“当安德森夜宿乱石堆的时候，我正带一个游击中队在勺子湖等他，没有等到他，宝岩村反而受到了袭击，我们研究了几次，都找不到正确的解释。现在是彻底清楚了！”
“这么说你的不解之谜也正是安德森的不解之谜了？”
“是的！只是由于几次偶然，我才未能把安德森的别动队消灭，反而让他把我们宝岩村的一个游击连给打垮了。最后，我们在宝岩村消灭的那个特种连原来不是他的别动队啊！
“你还是从头说起好，”黎东辉说，“我都听糊涂了。
“正像安德森写的那样，勺子湖是我们驼峰山口的一个比较大的物资转运站，得知已经被敌人察觉之后，就停止使用了。驼峰口基地指挥所判断敌人有可能来袭击，就命令我带一个游击中队在勺子湖潜伏，等待敌人，本来，勺子湖的沙滩上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