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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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们只好把两个小将放掉，为了报复她们的暴行，我们在车厢外用油漆上了几十条标语，这些标语不说你也知道，我们把苏修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直闹腾了四个小时，列车才狼狈地开走。……
“我们小分队对这次行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次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准备再等第上次拦车。‘接受第一次经验教训，不再登车，只是让列车多在站上停靠两小时，我们在车厢上刷标语，和他们展开辩论。……这样一次两次连三次地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我们的口号一直带到莫斯科。”
“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办法，只打嘴皮子仗根本就没有作用。我提出、既然不能跟苏修刺刀见红，就南下反帝，到越南来打美国佬。……
“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几个同学的赞成，因为他们的父亲像我爸爸一样就在越南。……
“北京54中那些人不同意，对着我们高喊：反帝必反修！我们就反击他们，也高喊：打倒帝修反，帝在前！甚至不惜暴露军事秘密，说出我们的几万部队已经开进越南成了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成为‘最可爱的人’，个个要武好斗，都想跟帝修反刺刀见红。并且听说有的红卫兵已经南下，我们心急火燎准备分道扬镳。坚持反修的同学高喊反对分裂。而我们主张南下的同学立即对他们的反修行动来了个全盘否定，认为大喊大叫刷标语，伤不了苏修半根毫毛！不敢跟帝国主义拚刺刀就是懦夫怕死鬼、……”
我看到乔文亚的眼睛一愣一愣，不断扭头看我的反应，好像问我。“这些千奇百怪的不可理喻的现象，你怎么听起来无动于衷？”我用眼色回答他：“你在境外三年，无法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其实。我也无法理解这一切。当我们作为逍遥派到杭州去写蔡永祥时，几乎日夜关怀着杭州红暴派和杭丝联的武斗，当时我是同情杭丝联，甚至也想参加辩论，冒点风险也在所不惜。
“正当我们闹内讧的时候，”孙家杰面呈得意之色，“海拉尔市委带来了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山，他交给我们一份党中央给我们反修小分队的电报，电文是：‘你们反修精神很好，要注意斗争策略。’那位华山书记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的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这时，有人认为拦截国际列车捅了漏子，引起了中央干预；有的则认为这不是真的，是修正主义分子假传圣旨，因为反修是革命行动，用不到请示中央，坚持同中央直接通话。……要华山带我们到市委会要长途电话。……”
“是吗？”乔文亚认为孙家杰吹牛，“一个华北局的书记就听你们的招呼？”
“怎么？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玉皇大帝我们也敢揪！结果，我们的长途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那时，周总理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中断了演讲来接我们的电话，我当时非常注意电话内容，这关系到我们南下、北上的大局。
“总理说：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若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讲求斗争策略，反修斗争就能取得更大胜利。……”
“我站在小分队头头红涛旁边，已经听出了总理电话里的意思，认定我们不讲求策略不够水平，可是红涛竟然说：‘我们小分队准备再进行几次拦车行动，他们已经到车站去了！’
“总理的声音沙哑，显然对我们的行动没有热情，他说：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但是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们一上去，他们就说侵犯了他们的主权，就会造成国际事件，就会发生上次绑架的事情。……”
“红涛立即给车站上的小分队打电话，小分队回答，国际列车已到，小分队已经登车宣传。大家对上次苏修绑架我们的人愤恨不已，这次要跟他们大干一场，不能叫苏修认为红卫兵软弱无能！红涛说总理的意见是不能登车！车站上的小分队要红涛再给总理打电话，问总理的意见是不是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执行！
孙家杰说得绘声绘色兴高采烈，这在乔文亚听来就像痴人说梦，像他乔文亚，堂堂的大学生外加副连级干事，自认为颇具叛逆精神，见个支队长就唯唯诺诺，这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竟然敢问总理的话是不是代表毛主席，不然，他们就可以不听，狂妄至极！
“结果怎么样呢？”尽管这种现象在国内已是司空见惯，我依然表现出浓烈的兴趣，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在某种气候下，人的心理就会变态。
“结果，我和红涛赶到车站，已经有两卡车解放军列队跑上站台，对列车进行警戒，不让红卫兵接近列车。……小分队认为这是镇压红卫兵的行动，又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说：部队是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派去的，是保护红卫兵不再受苏修绑架的。并且要我们9月10日前一定赶回北京，说召开大会欢迎我们，祝贺我们凯旋！……”
“红涛说今天是8号，我们10号前无法赶回，总理说，立即派飞机去接你们！……我们9月9日就回到北京机场，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参加首都中学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我们成了反修小英雄，总理说：‘他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你们以为自己真的胜利了吗？”乔文亚实在憋不住了，微笑着问道，“你们是靠无法无天闯祸蛮干出了名吧？总理只好把你们哄回来……”
“后来，我们也发觉了这一点，欢迎会事实上是个辩论会，因为北京红卫兵出现了大危机：有人提出1966年8·18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是真正的红卫兵，8·18以后成立的红卫兵是投机分子赶潮派，不是真正的红卫兵。两派剑拔弩张。
“总理说，8·18以前的红卫兵，当然是老英雄，但是后继无人也不好，红卫兵不能搞垄断，垄断是资产阶级思想。……接着又讨论红灯绿灯的问题，……那时候，一切都是红红红、斗斗斗、反反反、仇仇仇，……安定路一定得改成造反路，和平电影院一定要改成战斗电影院，红色恐怖是最最革命的辞。……那时候，我们揪斗省委市委的老家伙，要他们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就吓得他们打哆嗦。念都念不成句，只好跪倒在我们面前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呢，一本语录从头背到底，不带打哽的！我们小分队一个叫红到底的小家伙说：‘你们这些老家伙，连主席语录都不会念，还能干什么呢？省委书记得由我们来干了！……’噢，我说远了，就说红绿灯。
“为了世界一片红，红是革命的标志，提出红灯是前进的信号，绿灯是停止的信号，这主意是首都15中的女学生提出来的，我们就后悔让她们女孩子抢了先。……总理解释说：夜里和雾天，绿灯不显眼，容易出事故，只有红灯最鲜明，所以红灯不但是指路灯，也是保证安全的灯！
“以后又是数不完的大辩论，直到天亮还不完！北上反修的小分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认为，沿路碰上的各级领导，都是口头革命派，骨子里的走资派。那队解放军也是去保护苏修的国际列车的！
“你们这种纠缠法，”我带着某种伤感的声调说，“准把总理累垮了！”
（二）南下反帝
这天乌云很低，下着蒙蒙细雨。敌机不来袭扰，很适于仔细交谈，对于红卫兵精神，我在国内冷眼旁观，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狂热，总觉得他们屈从于某种迷狂，像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肉里，以示虔诚，颇带宗教色彩。但是，他们离开群体之后，似乎又返噗归真。如果在国内，他很可能把我当臭老九看待，而今虽然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还带着某种张狂，毕竟还有晚辈的谦恭。尽管他在国内可以揪斗各级领导，在这里，即使我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也绝不起揪斗我的念头，因为他失去了那种环境和氛围，也失去了最高指示的精神支柱，听了我的相反的意见，他也绝不会跳起来。我把这种状况叫作“孙家杰现象”。
午饭之后，乔文亚要扶侍孙家杰会上厕所，被他拒绝了，他说在阵地上，右臂负伤后，他是用左手向敌机开炮的！这股劲头倒让人喜欢。
孙家杰离开后，乔文亚问我：“小孙说得可是真的？”
“半句不假！你不理解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钟馗乱打乱吃之时，又有点投鼠忌器了，你还没有听出来吗？北上反修是把他们哄回来的！就像豆腐丢在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你如果现在听听国内的派斗，还要不理解。……”
“这是一种迷误……”
“人类的迷误是很多的。比如赌博、吸毒、迷信鬼神、迷信星象，……推而广之，你跟阿娟的恋情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对越战争，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真正的迷误恐怕还是宗教，世上有多少种教派呢？你研究过圣战吗？……”
乔文亚摇摇头似乎不以为然，孙家杰回来了。
他也不管我们对他的言行有何反应，坐下来就说：
“后来，我们红卫兵互相否定自己，对于打倒谁保护谁也发生了分歧，北航附中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标语，横批是‘基本如此’！接着又出现了“血统论’和‘出身论’。我们的思想全乱了，有人拉我参加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这样，我们的斗争就丧失了目标，我们的矛头对准了另一派红卫兵，我们原来冲击打倒的那些人。忽然成了‘革命的老英雄’！
“我们迷茫了，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久就出现了‘红五类’的红卫兵十‘黑五类’的红卫兵。要他们背叛父母和家庭，高干子女都自称、咱来红’！‘出身论’和“血统论’进行混战，红卫兵之间就开始了攻击和斗殴。……
“我们北上小分队退出了这场混战，决定跟美帝国主义刺刀见红。小时候，我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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