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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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宣抚，核心是宣传“王道政治”、“王道乐土”。平时坐汽车、大车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寻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拿着铁皮筒喇叭进行演讲，什么“日满亲善”、“支持圣战”、“铁打的满洲国”等等。要归屯了，就口口声声都是“集团部落”的好处了。有时还放映电影，电影里的日本人和满洲人相亲相爱，“集团部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
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归屯“洗大沟”，家园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说要把账记到胡匪头上，搬去“集团部落”就好了。
宣抚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为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说过：“不与物资工作配合的宣抚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谁家揭不开锅了，给点儿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门的棉衣，就给套棉衣。睡在潮气腾腾的光板炕上的，给领炕席。病得起不来炕的，给几片药。那嘴皮子当然是不会闲着的，先问你“满洲国”好不好哇，然后大讲一番“王道乐土”，说大家伙儿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体从1937年开始，宣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极力鼓吹“王道政治”，对抗日武装进行策反劝降。
除了宣抚班及一些类似的敌伪组织外，枪炮声中，日伪军也在进行着这种“谋略讨伐”。以往那些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如今许多都是揣着进山许可证的心怀叵测的角色。飞机掠过，树上积雪纷纷撒落，有时花花绿绿的传单也飘然而下。
在前面引用的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现在敌人所使用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方法及其内容是：“在目前国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苏联内部紊乱，中国已成立新政府，国共已分裂，东北抗日联军已瓦解……”等等谎话。企图在我军队员与干部思想上引起悲观失望，用来以瓦解我军，并宣传日军强大无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实力，现号召归顺，更利用少数投降的叛徒来紊乱我军干部及队员家属亲朋等进行引诱劝说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经费大大地动员无知的群众，在各处进行劝降活动。甚至用物资女人来引诱我们队内落后分子脱离革命，他们抓住队内生活的困难与性的问题，为企图收买我们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队同志，如敌曾指派漂亮的妓女（十八九岁）以性交作引诱，或把男女性交的相片散布到我们活动的区域内，诱惑我军的青年战士投降；或经常向我队内寄送已投降者单身相片，用做劝诱队内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们交通网断绝而不能进行联络的弱点，派工作员到我们各个部队中，制造：“某某部队已投降”等谣言，动摇军心。
长岛玉次郎，不晓得这小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只知道他1936年4月“进入”中国，先后任本溪湖宪兵分遣队军曹，山城镇、通化宪兵分队工作班长、曹长。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宪兵曹长，论对1军、1路军的杀伤力，却堪称重量级人物。不然，野副“大讨伐”期间，小小的长岛工作班，就不会隶属野副“讨伐”司令部，并为关东军司令部直辖了。自然，这小子也不会关里关外地跑去北平、石家庄、济南等地，介绍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经验，并作具体指导了。
“满洲国”的许多组织、团体叫“班”，像指纹班、宣抚班，宣抚班还有电影班、施医班，班中有班。宣抚班为地方人员，一般没有武装，这长岛工作班和后面章节中将要写到的特别搜查班（简称“特搜班”）就不同了。比如长岛工作班，通常有十几个日伪宪兵和伪警察，另有因时因地数量不等的变节分子，其工作就是搜集情报，招降纳叛，向抗日武装派遣奸细，搞暗杀，在抗联与其他抗日武装间制造矛盾冲突，千方百计地从抗日队伍内部寻求缝隙，进行打击。人员不足，就强迫老百姓出探。为防止受骗，让出探的人在山里什么地方扒块树皮带回去，第二天再派人去核对，对不上即遭毒打、关押。
长岛工作班成立不久，即诱捕了“老长青”、“四海山”等抗日军90余人。
前面写过，杨靖宇率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联合一些山林队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老长青”隋长青为副总指挥。两年多来，日伪不断“讨伐”，这些队伍损失很大，归屯后处境越发艰难。长岛派人劝降，隋长青没理睬，“赵参谋长”赵明思骨头软了。赵明思曾在联合军总指挥部任外交委员，与隋长青私交很好。长岛设计，让赵明思派人请隋长青到他的驻地，有要事相商。接着，又以同样手段，不费一枪一弹，将“四海山”抓获。
与此同时，长岛工作班还盯住了柳河中心县委。长岛化装成苦力，到县委驻地吴家沟的铁路工地，探寻县委活动的蛛丝马迹，并于1937年2月将县委书记冯剑英等人抓获。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同年春天，由伪山城镇警务统治委员会决议，报经伪奉天警务统治委员会批准，将隋长青、“四海山”和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共112人，分两批全部杀害，连为招降立下大功的赵明思也未放过。
长岛劝降时，许诺保障生命安全。他认为这样杀人，对今后的诱降不利。只是一个曹长，人微言轻，更何况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但他还是向奉天宪兵队长和关东军参谋长交涉，说明利害，并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杀下去了。
冯剑英被捕后叛变，县委和所属党组织被破坏，20多人被捕。南满省委在桓仁县牛毛沟的一个秘密据点，也被长岛工作班偷袭，许多文件落入敌手。接着，1军军需部长兼1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1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昌勋，相继被捕叛变了。
像安昌勋、胡国臣、冯剑英这样的叛徒，那脑子里有多少敌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一个大队，一个联队，其实就是出动一个旅团，在那东边道的大山里，也难以取得一个小曹长率领的小工作班的这种战果。
而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最大战果，是策反了1军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
程斌其人
程斌个头不高，瞅着清瘦，实际挺结实，肤色白，脸稍长，冷眼看像个书生。话语不多，有点儿尖声尖气，有人说是公鸭嗓子，却是果决，说一不二。
他1911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一地主家庭，中学毕业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未能继续求学。邻县磐石革命、反日闹得红火，苦闷在家的程斌，一腔热血，参加反日会，年底入党。磐石游击队成立时为小队长，之后历任1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指导员，柳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师长兼政委。
1935年5月，程斌率1师300多人，从宽甸天桥沟奔桓仁高俭地途中，消灭日军7人，俘伪军70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
6月，程斌指挥部分部队，在本溪县大青沟与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