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4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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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而且级别还不算低，只不过由于韩云华的到来才使得他和特科的上级领导失去了联系。

不过主席等人也清楚韩云华的大脑受过很严重的伤，已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记忆，而且看到韩云华的作战指挥能力确实不错，所以特科的领导才没有将他召回去。但是韩云华的发展确实让人惊讶，短短几年间就成了八路军乃至于全国最最有名的将军，虽然在外界人看来韩云华也不是百战百胜的将军，但是却是一个战绩最大的将军。

鉴于韩云华现在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在主席的主持下，中央特科集中销毁了韩云华在中央特科的所有档案，其中的一些关系不足与外人道哉，但是韩云华却是知道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不希望外界人知道他这样一个大将竟然会是一个“特务”。

当主席将他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告诉韩云华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后来主席才告诉他，中央特科是1927年11月周副主席着手组建的。

中央特科主要是负责中央机关的设置和其他保卫工作，中央特科初期的干部多数也是来自特务科的，而韩云华在上前线之前的职务是中央特科总务科第一警卫队副队长。经过主席等人的介绍韩云华才算是真正的对中央特科有了一个了解，中央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它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这次为韩云华所部提供情报的是特别二科，也就是情报科的成员。说起情报科那可不得了，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副主席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6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并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

中央特科的情报科可以说是中共最最重要的情报部门，他所掌握的情报资源要比共产党领导的任何一个情报组织都要齐全和重要。很多人甚至到现在都在日伪军中供职，有的则是在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身边担任要职。这次为韩云华所部提供情报的就是前一种人，而这种潜入敌人内部的工作方法则是周副主席创造的。

周副主席在领导特科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而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的工作方法，是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两种类型，即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在是否派人打入敌特机构问题上，中央特委曾产生过不同意见，担心这会帮助了敌人，但周副主席坚决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在他的指导下，后被他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重要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周副主席获悉情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避免了这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党提供秘密情报。周副主席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他研究并批准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共产党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典范。

在接到中央特科的这份情报之后韩云华沉思了很长时间，中央特科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精英，他们潜伏在敌人内部，危险而又孤独。他很清楚中央特科为他提供这份情报的意思，这是让他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矛盾，然后创造条件解放北平。

但是韩云华却知道传递这么一份情报这些特科成员所要付出的代价，说实话他对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既佩服又有些敬谢不敏。说实话他对包括钱壮飞在内的所有情报人员在工作中的表现和贡献是肯定的，但是却对他们这个工种却是没有丝毫好感，他觉得这些人整天都是阴森森的，慎得慌。尤其国民政府的间谍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像，所以他对和这些人打交道很不感兴趣。

在纠结了一小会之后，韩云华将这份点把发给了前线的许世友，命令他务必在十天内拿下北平城。同时整编第300师全军北上围攻天津，独立77师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唐山城，半个月后全军在北平城祝捷。

许世友是何等人，在接到韩云华的电报之后就开始派人和王克敏以及王辑唐等人接触，虽然这些人都是铁杆汉奸，但那时他们彼此间都是矛盾重重，只要加以利用不难迫使其中一个或几个向韩云华所部的投降。

而且像这种人很识时务，只要看到有人向内蒙古军区的部队投降其他人很快就会坐不住了。况且现在日军和他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这个时候离间这些家伙正是时候。

这次离间计划的突破点许世友放到了“二王”身上，二王就是指王克敏和王辑唐两人。作为北洋时代的老牌政客，代表皖系的王揖唐和代表直系的王克敏曾是死对头，两人互相攻击，水火不容。1937年12月14日，在王揖唐等人的忙乎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宣告成立。作为创始人，王揖唐在其中“居功至伟”。但随后在瓜分政府权力时，伪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拟任命王揖唐为内政部总长。

然而王克敏的这个拟任命遭到了王辑唐的坚决抵制，王坚辞不就任这个所谓的内政部长。其实并不是王辑唐不喜欢高官厚禄，而是王揖唐老奸巨猾，他既想从伪政权中捞些名位和实惠，又想少负一些卖国的责任。为此，他绞尽脑汁，提出灾区要救济，应该设置“救济部”，并由自己出任该部总长。王揖唐的算盘打得非常精：这样一来，他既可以通过“救济”之名中饱私囊，又可以以“救济”之名欺骗民众，实乃一举两得之策。

但王克敏也是官场老手，他看透了王揖唐的用心，便说救灾只是一项临时性的任务，不应该设置专门的部门，只可以设置一个救灾委员会，附属于行政委员会。利欲熏心的王揖唐岂肯满足于一个小小的委员会，便跟王克敏开始了烈激争吵。

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看到灵魂人物发生争吵，怕影响伪政府组织的团结，连忙出来劝解，加上日本人又催促其加快组织伪政府，命其在南京陷落之后立即开张，最终他们形成了一套折中方案：设立“赈济部”，王揖唐担任总长，负责赈务、农贷、卫生以及行政事务。就这样，在伪临时政府的行政、教育、治安、司法等部外就又多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赈济部”，首开中国近现代史上政府机构设置的先例，也算得上是王揖唐等汉奸的首创。

王揖唐欣然就任伪政府赈济部总长后，开始中饱私囊。伪政府头子王克敏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最终还是与1938年年底借充实政府机构名义，裁撤行政部，改设内务部，任命王揖唐为总长，削减了王揖唐的权力。王揖唐虽对此深为不满，但有口难言。此后不久，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又借口汪伪政府中也应有原来临时政府的人参加，提议由王揖唐担任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将其排挤出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恼羞成怒，他利用王克敏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在“考试院”院长的职位上千方百计地讨好汪精卫，企图借助汪精卫的势力来对抗王克敏，并最终如愿以偿，于1940年6月将“女婿”王克敏挤下了台，由自己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了华北汉奸的第一号人物。从此王揖唐与王克敏这对“翁婿”彻底翻脸，两人互骂不止。

王克敏和王辑唐的关系早已是尽人皆知，所以这一次许世友将分化拉拢伪军汉奸的突破口放到了这对“翁婿”身上。

1940年12月27日，在许世友所部围城的第三天，北平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在昨天夜里伪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家遭到了不明武装分子的袭击，王家倒是没有死人，倒是把多田骏派去保护王家的那个宪兵中队损失惨重，整整一个180人的宪兵中队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就被十几个不明人物消灭殆尽，包括中队长在内无一生还。而根据现场判断，敌人只有一支人数不足三十人的小部队。

同一时间北平城里的其他几个大小汉奸也遭到了攻击，但是唯独王辑唐家里没有出事，事后统计。单单昨天夜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日军宪兵队就损失了三百余人，而连个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引起了多田骏以及山口梅子的高度重视，宪兵队以及那些所谓的治安队四处出击，抓捕嫌疑人。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内蒙古军区的特战队干的，然而经过盘查他们发现这些人最终都是消失在了兵营，而当时皇协军的兵营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动。那只能说明这些袭击者原本就是隶属于各个派系的伪军，而不是所谓的中国特战队。

多田骏接到山口梅子的报告后大怒，将王辑唐、王克敏、齐燮元叫来后一阵大骂，严令他们限期交出凶手，否则皇军将不再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是日本人在侵入中国后，也是在他们这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