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3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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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日军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这次派来接收阳谷县县城防务的只有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骑兵小队以及两辆战车，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部队了。按照阳谷县的防御力量而言，这一个中队的步兵差的还远。但是现在呼延家族已经撤出了聊城，并且很快就会搬离山东地区，所以日军当局认为阳谷县危局的根源已经被解决掉了。尽管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表明在阳谷县还存在着一支可以威胁到大日本皇军的力量，但是出于对日军战斗力的盲目相信，第十二军步兵第十旅团的所有高级军官都一致认为只要没有了呼延家族，山东聊城的其他势力都是成不了气候的小杂鱼。

现在虽然只是派一个步兵中队，但是在阳谷县城里还有几家亲日的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那个所谓的万家佛的道会存在。有他们这些支那良民暂时帮衬着，长水信野少将相信阳谷县暂时还是安全的。现在乱局可不是单单出现在阳谷县，阳谷县周边的几个县市都出现了不稳的现象，这几天更是出现了好几处亲日的“良民”“大日本帝国的朋友”被支那人暗杀的恶劣事件需要长水信野少将解决。

尽管第十二军司令部也很清楚长水信野少将的难处，所以特意派来两个步兵联队的援兵，但是现在整个聊城地区到处都在求援。两个步兵联队七千余人看起来很不少，但是真正撒下去后还是做不到面面俱到。所以对于阳谷县这个已经耗费了大日本帝国相当精力的小县城，长水信野少将认为只要派遣一个步兵中队就可以了，反正阳谷县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势力存在。

长水信野少将这样考虑是有根据的，日军占领山东后为了迅消化山东占领区，特意成立了以马良为的汉奸傀儡政府。在马良掌权的时期，山东伪政权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很有限的，日军以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部队对于马良这样的封建旧军阀打骨子里不信任。再加上马良的一些恶劣的行径也彻底让日军失望了，所以马良在山东地区仅仅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被唐仰杜代替了。

山东伪政权真正起到作用的时期正是在唐仰杜时期，唐仰杜时期的山东伪政权比之马良时期，呈现出强化的趋势，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局势变化和日军战略部署的调整密切相关。1938年10月军占领武汉后，中国战局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减少了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战略重点由军队长驱直入的地域扩张转向对已占领区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唐仰杜进一步强化了伪政权统治系统，促成山东伪政权高峰时期。

省级行政系统，重于职能强化与规范化，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机构增减变化不大。日本顾问仍为西田畊一，1944年11月西田卸任，由园田庆幸接任，直至日军投降。业务机构初仍为五厅一处：秘书处，秘书长易为张星五，张调任民政厅长后，易为俞康德，1942年10月俞调任教育厅长，易为肖彝元；民政厅，原任晋延年于1939年3月20日辞职，调张星五充任，1942年由马镇藩充任，1944年12月易为邵晋蕃；财政厅，初由唐仰杜兼，1940年1月易为李秉镕；建设厅，仍以庄维屏为厅长；教育厅，厅长郝书暄，1942年10月易为俞康德；警务厅，厅长张亚东于1939年8月辞职，由王水苍代理，1940年6月易为程镕，1943年11月易为姜恩溥，1944年10月易为崔建初。警务厅附属之省会警察局于1939年改组为省会警察署，归省公署直辖。1943年增设宣传处，处长由秘书长肖彝元兼任，8月易为赵君弼。山东伪政权省级的连番整改，使得这个遍及整个山东地区的伪政权的只能越来越齐全，其危害也越来越大。

最让人头疼的是，历史上1943年8月后，省公署改称省政府，设省保安司令部，省长兼保安司令，统一指挥全省地方伪武装力量。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山东地区没有汉奸伪军，而是说此时的山东全省的汉奸伪军都有了统一的指挥，整编后的伪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其作战能力也有所上升，山东省的抗日形势以及抗日环境也有所下降。尽管此前山东地区也有很多伪军，但是当时的二鬼子也就是一群汉奸流氓，在占领区欺男霸女欺负普通老百姓还行，但是往战场上一放就不行了，尤其是遇上不按常理出牌的八路军这些家伙也就只能喊一声“八爷”了。

但是成立了保安司令部的伪军就有所不同了，打了败仗自会有小鬼子找唐仰杜的责任，所以责任有所明确，山东伪政府对手中的武装力量也开始重视了起来。为了保证更好地控制山东地区，唐仰杜在征得日军的同意后在山东地区进行了大肆整改，在行政系统方面，唐仰杜将道（市）、县及基层行政组织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大与健全。

第一次武汉会战后，日军在山东的军事力量的加强，使山东伪政权控制区明显扩大。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将山东地区所有的中国反抗力量全部击溃或者驱逐出山东以后，日军对山东的控制区进一步扩大，所以这也要求唐仰杜政权的行政机构必须得到相应的扩大与加强。再者，日伪虽然在全省大部分县建立了县政权，但真正能在全境推行政令的县并不多，多数县是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三方并存、争夺的局面。这也要求地方行政机构特别是基层组织的加强与健全，以增强控制力量。基于此，唐仰杜大力调整了地方行政系统，先出台的是道区划的调整与增设。1939年2月，省公署提出改4道制为10道制的方案，4月，新道区制正式实行：登州道（道尹张化南，1941年11月易为常之英，1943年10月易为肖彝元，驻烟台，辖10县及烟台市、龙口特别区、威海卫特别区。1943年，废除道与市、区之间的隶属关系，烟台市及龙口、威海卫特别区归省直辖）、莱潍道（道尹常之英，常调登州道后易为刘东秀，驻潍县，辖8县）、青州道（道尹方永昌，1944年8月易为王子枫，驻益都，辖11县）、沂州道（道尹王九思，1944年7月易为周庆余，1945年1月易为王峰青，驻临沂，辖7县）、兖济道（道尹朱泮藻，1942年11月易为王绍武，驻济宁，辖12县）、泰安道（道尹杜中，1943年9月易为杜杰，驻泰安，辖7县）、曹州道（道尹赵君弼，赵调任省公署宣传处长后易为朱经古，驻菏泽，辖13县）、东临道（道尹王永苍，1944年9月易为董政华，驻临清，辖17县）、济南道（道尹王露洪，1942年10月易为郝书暄，1943年10月易为常之英，1945年5月易为宋介，驻济南，辖7县）、武定道（道尹刘景尧，1943年10月易为张光沐，驻惠民，辖13县）。

为了讨好日本人，唐仰杜在伪山东政权道公署各设日人联络员1人，“负联络指导之责”，实是道县政权的实际控制者。1944年，成立青州特别行政公署和张店地区专员公署，原设青州道公署取消，变为9道1特别行政公署及1专员公署。济南市公署仍归省公署直属，市长朱桂山。

在扩大和健全道机构的同时，唐仰杜还出台了一系列县政建设的措施，进而通过县政推动基层组织的强化。唐仰杜沿袭国民党政权统治办法，将全省105县分为三等，视情形给予不同的要求和待遇，像阳谷县这样有资源的县就给予高于一等的待遇，像一些没有任何资源并且地处偏僻的县区就给予低一等的待遇。一般来说像韩云华这样的八路军不对一般会找一些差一点的县区展，这些县区的日伪实力比较薄弱，但是也有例外。就像韩云华这样选择富裕一等的县城的八路军也不少，因为这样富裕的县区物产也丰富，人口也不缺少，十分适合军队的展。当然相对于的收到的阻力也就大了不少，这从韩云华所部到达阳谷县之后生了这么多场战斗就可以看得出来。1942年后废除县等级制。为促进县政工作，省公署还采取了规划“县政模范地区”的措施。自1944年1月1日起，县、市公署改称县、市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

县政权负组织基层组织之责。马良时期的区乡镇长制度（或称邻闾制度），不过是简单的连坐式管制，像马良那样的封建军阀也就只能想得出这样愚蠢的制度来，和封建时代的连坐制度实施后所产生的所有的弊病一样，实施连坐制度后的山东迅陷入了恐慌之中，所以这种愚昧落后的制度也就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自动消失了。

唐仰杜时期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保甲组织，并与区乡镇长制度密切结合，作为强化基层组织的主要措施。保甲制度是集地方行政、军事、经济活动为一体的组织制度，组织结构大体是：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及副保长；一乡或镇为联保，设联保主任。甲长由户长推选产生，保长以原有之村长充任，同一村庄有数保时，加设副保长，联保主任由乡镇长充任。各县保甲以县知事为最高监督长官，县警察所长承县知事之命，推行全县保甲事务，各区警察分所所长承县警察所长之命，推行各区保甲事务，监督该区内各联保主任，各联保主任监督各村保长，保长监督甲长，甲长监督甲内务户，以此层层负责以至于各户及每一个人。

为了保证管辖到每一位居民，唐仰杜政权还将寺庙、船户、矿山、公共场所及分散住户分别编组为特殊保甲。这样，保甲便成为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组织系统，这是保甲制度的职能之一。

在唐仰杜政权中保甲还有组织武装的职能，尽管这种保甲制度比之连坐制度也高明不了多少，但是保甲制度却不会给整个是会带来恐慌。况且保甲制度的武装只能还是能让一些居民找到一些安全感的，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乱世，普通老百姓保不准那一天就会被彻底抹杀，所以唐仰杜伪政府的保甲制度还是很让一些人接受的。

唐仰杜伪政权规定保甲制度为民众的“自卫组织”，要编组保甲自卫团，保甲内凡年满18岁至40岁、身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