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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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蒋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汪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蒋介石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蒋介石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蒋介石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蒋介石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蒋介石自个儿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蒋介石的“君子协定”。
张、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绝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杨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少安毋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在西安的“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蒋介石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蒋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西安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九个团，而东北军仅有一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蒋介石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蒋介石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蒋介石化个装，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蒋介石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蒋介石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第25章 放还是不放（2）
蒋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蒋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蒋介石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11点半等到2点半，再从2点等到3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文·冇·人·冇·书·冇·屋←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