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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一寸河山一寸血-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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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圜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订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蒋介石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订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第5章 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释重负,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丈夫从此不用再北上去活受罪了。

明天,我们就回莫干山。

可是刚刚睡下,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蒋介石让人打过来的,他要黄郛明天早上晚一点动身,还有要事需要面谈。

沈亦云以一种女性的直觉,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心事被吊起来之后,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登门,第一句话就是:兄长,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蒋介石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走人,环顾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挑得起他留下的那副担子。

见蒋介石又来纠缠,沈亦云再也忍受不住,这位当年的女子敢死队队长当场质问蒋介石: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蒋介石很尴尬,只好赔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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