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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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对毛维寿师发动奇袭。
强渡的地点叫做纪家桥，当然，名为“桥”，其实早就没桥了，非得搭浮桥过去不行。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已在途中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陆军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下元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恰到好处。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没敢渡，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2月13日拂晓，利用大雾和烟幕弹的交相掩护，工兵在河面上搭出浮桥。
除留下少数部队及归其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据守南岸外，久留米旅团精锐尽出，从浮桥上冲到了对岸。
等北岸守卫部队发现时，已经迟了，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闪即过。
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日军好像子弹不会打在身上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包括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在内的数道阵地被久留米旅团先后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
这是淞沪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艰难的一仗。蔡廷锴在军部坐不住了，他亲自带着参谋副官等数人赶到庙行督战。
有军长在后面看着，前线指挥官更加不敢怠慢。
这位指挥官，是一位旅长，叫张炎。
张炎出生于越南，和蔡廷锴一样，他也是从当小兵一点点做到将级军官的。
蔡廷锴组织西南义勇军，19路军战将中有两个人报名最为踊跃，一个是翁照垣，另一个就是张炎。
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身先士卒，终于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不仅能击败张炎，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有什么必要再着急忙慌地往前赶呢？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军长蔡廷锴就在不远的庙行，江湾这边却无法击退敌军。怎么办？
苦思无策之下，他突然想到了一则以前听来的故事：火车阵。
参军之前，张炎曾在广州做过很多杂差，什么伙计、工人，全都做过。在那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地方，除了可以混口饭吃，对评书演义之类的东西自然也是经常耳濡目染。
“火车阵”大概就是此中所得。
第41章 决战上海滩（2）
这个故事上说，战国时代，齐将田单曾在夜间布下奇阵，他不用兵，而用牛，几千头牛。每头牛的牛角上都绑有刀刃，然后尾巴点着火，被赶着就去冲杀敌军了。
故事在正史中可以找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收入。
可是它的真实性仍然让人起疑。不信的话，你可以弄几头牛，看看它红着眼睛的时候，究竟是想捅你，还是要捅“敌人”。
如果把牛换成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有主动性，牛没有。
但是谁肯干呢？
有人，有很多人。
当张炎把他的“火牛阵”战术说出来以后，立即有60个人自愿加入，甘当“火人”。
报名的士兵都很清楚，成为“火人”有死无生，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他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抉择。
敢死队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12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傲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趾高气扬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