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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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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