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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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⑿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⒀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⒁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⒂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⒅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⒆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⒇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