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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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２０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１９７９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其实，邓小平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思考已经很久很久了。
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１５日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２１２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１２月１３日，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快结束时，邓小平就“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１２月１５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为三天后的１８日至２２日召开的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会议再一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针对西方“非毛化”的论调，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明确界定了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这年的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精辟论述：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价，是当务之急。
经过商议，评价将采取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总结。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邓小平说：“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像一个设计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的进度，直接指导着每一个细节。到１９８０年秋，《决议》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邓小平认为公开发表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该以什么方式将这一权威评价向外公开发表呢？
邓小平有自己的考虑。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2）
□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１９３６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１０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生于佛罗伦萨。１９４６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3）
□第一轮“考试”：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提问，邓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在１９８０年的８月间，先后谈了两次。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法拉奇两进中南海。
对这样的角逐，邓小平已经是成竹在胸。
“考试”开始了。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法拉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触及到了２０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静悄悄的行动。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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