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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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胜利的旗帜之下，无疑是起死回生的最佳生机。马胜利的动议传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要求马去承包、投标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马胜利马不停蹄地奔波全国，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到1989年初，归到他旗下的企业已达数十家，它们都是一些规模不大、效益亏损的中小造纸厂，马胜利在没有做任何调研和评估的情况下将之统统收入账下。
没有人去深思这种旋风式承包的可行性以及所蕴涵的经营风险，没有严谨的实地调研，充满随意性的承包基数，没有资源整合，没有管理、人才和技术输出，没有集团化经营的战略构想，马胜利的承包是一种“归大堆”式的简单归并，在一些时候，他的承包甚至带着一种“越是困难，越要帮”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对二十七家造纸厂进行了承包。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锣鼓喧天中成立。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氏神话的破灭竟比前人的衰落还要快速。仅四个月后，浙江媒体报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纸厂“失利”；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到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此时，已有十六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在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
◆突破陈旧的游戏规则
1984年3月28日．不要说在世界工业史上没什么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国，也是平常的一天，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这个日子不平常，不管怎么说，历史学家还是把它写在编年史上，经常有需要者翻拣出来，引入他们的鸿篇巨著的论文里、著作里和新闻记者的报道中。
“文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石家庄市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一下子造成轰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我的“自白书”——这不过是几个不大友好的哥们儿的不大友好的曲解。自白——原意按字典的解释是自我表白，没什么不好；也有的人管这叫决心书，按字典的解释是表示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文字，还有人管这叫“大字报”、叫“红色宣言书”、叫“挑战书”、叫“抢班夺权”、叫“政变纲领”、叫“……”。视为洪水猛兽，惶惶然不可终日。
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人们造成这样大的震动呢？
下面拿出这个纯属原石家庄造纸厂组织部门档案资料，文字也不太长，读起来也不诘屈聱牙，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几行字一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马胜利1984年3月28日有人坚持管这叫“大字报”，不管处于什么心意，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大字报是“四人帮”打击革命干部、陷害好人的“武器”。我身受其害，历史对它已经做了宣判：不准再搞“四大”。但从中央到地方和厂里，都没有规定墙上不准贴布告、宣传画、广告、喜报、决心书什么的。
一种事物，不能光看形式，还要看其内容。我的正文两侧，还有一副陪衬对联，为了讲究一点对仗、声律，很费了一番脑子——大锅饭穷途末路，铁饭碗日薄西山。
从形式上看，样子不错，很像传统客厅的中堂，当然没法和我在夜校学过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这样美妙的对子来比。大概也基于此，只好张贴于户外，不能登堂入室吧。我一边贴，还一边想，老马今天再次献丑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观看的人，很快聚集了一大堆。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都很复杂，有的吁了一口长气，拍手称快，支持；有的皱着眉头，深深地在思索；有的撇了一下嘴，“呸”地吐了一下口水（那口水喷射的抛物线很漂亮），怒目而去。
接着来了几个有点“背景”的伙计，气呼呼的，拨开众人，挤上前，酸溜溜地说：“这个人连党员都不是，要当厂长？”
“这不是要当厂长的问题，”说话人显然懂得一些政治斗法，拿出“尖端武器”上纲上线了。他说，“这是‘政变’！”
“天啊……”胆小的人不禁吓得叫起来。“你这样一说可了不得啦，这不成了反革命吗？”
“这是他的‘野心，大暴露！”
“太狂妄了……”
“这是革命行动，农村就在承包了，有什么新鲜！”
“改革是中央的政策，没错！”
“马胜利说出这话，就是有这个能耐！”
在不同的意见争辩中，人们莫衷一是，不管哪方面的群众，都在等待着厂长的归来。厂长正在外地考察。他在急电的催促中，晓行夜奔，匆匆归来。
◆上帝给你牛奶，不会给你盆锅
八十年代初同今天的人文环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一个能人站在厂里，你觉得这个厂里的范围小，施展不开你的才能，你可以站在市里的人才交流市场，你可以登报，上广播、电视，说我可以做经理、厂长，而且我要年薪五万、十万、二十万、五十万，据报载：“1997年10月6日，距十五大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正大青春宝董事会全票通过做出了一项事关企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重大决策：从公司一亿五千万元的净资产中划出千分之十五的股份卖给职工个人，实行工者有其股。其中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的公司总裁冯根生至少可持有千分之二的股份，即三百万元。”这在过去敢想吗？
今天，谁也不会觉得惊奇，像听梦话或是遇到疯子、狂人了。可那时不行。在长期封闭、大搞阶级斗争几十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时代过来的人，想要一下子就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去参加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的“决心书”出现不久，首先是新闻界特别敏感，反应很快。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从改革这个角度来看马胜利，称赞我的胆识，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时，对于改革，上边斗争很激烈，到了下边，顶的也是当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传达传达“红头文件”，响亮地喊几句口号，散会后原来在干什么还干什么。过去怎么干现在仍是怎么干。说摸着石头过河，他才不摸呢，因为他就没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号喊得也最响。他们左右观看，生怕一步迈大了，走快了，闪了腰，失了脚，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我的“决心书”，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很大。不要说给我自己，连给我同事、家庭和亲友、朋友们都带来了压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说我有“神经病”。
在“答辩会”没召开之前，我还得按时间的顺序，记叙一下，我为了出席那个盛况空前、严肃无比的“答辩会”，避免仓促上阵，我得做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厂长刘广义。看看他的态度，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也那样想，我在拆他的台，抢他的饭碗，同他过不去。
他下了火车，被前簇后拥送往家中，要汇报的中心问题当然是我马胜利的近来的“活动”，我的那张“决心书”，别人怎么汇报的，我管不着，当然我会想象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应该说，他们都是厂长信得过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是当事人，我会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缄其口，被动挨打。得先“验明正身”，说明我要承包”的缘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马胜利》的书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马胜利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走进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点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刻。
刚才还火火暴暴的场面，顿然由于马胜利的到来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应当坦率地承认，马胜利对自己能否获准承包心有疑虑。因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不是共产党员却要当厂长，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
这在某些人看来的确荒唐。
他必须得到A的支持。
马胜利将承包的想法告诉A，然后，解释说：“承包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说是‘大字报’，才没签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签上你的名字，就不至于惹出这么‘大麻烦’了……”
A回答得非常干脆一“包！咱们两个人包！”改革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迎着1984年春天的太阳…—我坦率地说，厂长的这个态度，出乎他左右人的意外，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令我惊异，也令我兴奋。此时，我想的不多，只想全厂团结一心，把四化搞上去，没有第二个心眼。如果说对他的这种态度有所怀疑，也在刹那中闪过去了。
◆我的答辩会
有人后来问，我在1984年4月14日这天，是以怎样的心情走上“答辩”台的？是慌悚、畏惧，还是胸有成竹、潇洒走上去的？
我说我当时没带镜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副尊容，实话实说，既不感到紧张畏惧，也不认为信心十足，是个赢家。尽管后来人们说这是改变工厂命运的一天，可我当时的心里想得简单得很，只要把我的潜力释放出来，给我们的改革事业做出点什么，如此而已。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这样一组镜头，领导为我“出山”，安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答辩会”，我现在简明扼要地道出这些，也许可以让忙碌的现代人了解过往，增加一点趣事。
王立新在报告文学《旋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