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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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八名高层人员，原因是他们所负责生产的皮鞋质量不合格。尽管这批产品基本达到各项工艺要求，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些管理人员放松了对质量的要求，还是决定解除其职务，并销毁了这批皮鞋。

◆温州制造

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奥康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在奥康被评为“中国真皮鞋王”之后，一个树立奥康品牌和重振温州鞋的绝佳机会开始出现了。当时，各地涌现出了很多假冒的奥康鞋。面对打假收缴来的数千双假冒奥康鞋，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十多年前，一把火烧臭了温州鞋的名声，十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烧一把火，重新树立温州鞋的形象呢？1999年12月15日，同样是在杭州，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温州市以及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将两千多双假冒的奥康鞋付之一炬。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位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也点燃过十二年前杭州武林门的那把火。当时，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这位领导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十二年前，我烧的是温州假冒鞋，十二年后，我烧的却是假冒温州鞋。”一把火，又烧出了一个中国名牌。

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有些温州企业不敢在自己的产品上标注温州字样。为了重塑温州人的形象，2001年3月，我们奥康做出了一个令同行们震惊的举措：当年的3月15日，奥康毅然高举起“温州制造”的大旗，把专卖店直接开到号称“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上。

一个不足七十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万元。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因为仅仅就在十年前，也就是在同样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竞相打出“此店无温州货”的牌子，以免惹祸上身。其实，我们敢迈出这一步，靠的是实力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进驻上海市场不久，就以精美的制作和新颖的款式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就在当年5月初，在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标采购中，上海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定购五万双警鞋的项目，我们奥康皮鞋就一举中标。

现在，品牌延伸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大企业在一个行业做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借助原有品牌的优势，向一个新行业延伸。在温州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有的原本做皮鞋的企业，却又做起了服装。在这股品牌延伸的热风一度蔓延的时候，我们没有盲目跟风，奥康走的是多品牌经营的道路，因为我们希望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皮鞋。2001年，我们成功推出了康龙休闲鞋，接下来，美丽佳人时尚女鞋、GEOX呼吸鞋、红火鸟等品牌相继被推出，奥康开始以立体式的品牌战略抢占各个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

◆破坏性管理变革

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很多内部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奥康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也就是“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1995年打破家族式管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整天都陷于处理家族管理者引发的繁琐纠纷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消防员”，根本无暇顾及企业发展。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促使我下定决心，要破除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

一件事情发生在公司内部，当时一位负责销售的长辈看到市场上老太太的鞋好卖，不容我分辩，执意生产了一大批老太太穿的棉鞋，价钱也很便宜。虽然这批鞋卖得很火，但是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一提起奥康就会说：“奥康啊，我知道，不就是专卖老太太鞋的那个牌子吗？”对于一个希望塑造一流品牌形象的企业来说，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之后不久，另外一件令温州业界震惊的事情又发生了。温州一家知名的制鞋企业突然倒闭了，而它曾经是温州最大的制鞋企业。我记得这家企业倒闭两年前，我还和那位老总讨论过家族企业的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女婿是副总经理，夫人是财务经理，一旦出现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处理。那位老总当时哈哈一笑，“大家都是一家人，难道还真打起来不成？”结果，儿子和女婿谁也不服谁，还真打了起来，管理混乱得一塌糊涂，企业就迅速走向了衰败。

一番震动之后，我下了狠心，企业用人，要用最能的，不用最亲的。

而且如果家族里的人全部都是A型血，那不管怎么样繁殖都是A型血；只有从外面再找一个B型血，才能够产生AB型血。做企业就是这个道理，新的员工会带来新的思路。如果永远局限在自己的小家族里，就看不到外面广阔的天地，企业只会越做越小。

家族管理变革后，公司的管理更加开放了，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人才，为公司进一步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在2002年，公司又进行了第二次变革，通过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使公司的管理更加规范，运营也更加稳定和安全。到了2006年，公司进入第三次变革期，对集团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集团的管控模式实现了由操作管理向战略管理的转变，强化了集团公司规划、监控和服务的职能，对公司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第07章　张贤亮：我用文化经营荒凉

【张贤亮小传】

作为作家的张贤亮颇具历史符号意义。在文艺复兴一般火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作品常常引起广泛争论，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而九十年代以后，他下海经商，做得风生水起，担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也驾轻就熟、颇有建树。他是一个具有作家的灵魂，却兼有思想者的理性和行动者的意志力，全面参与和见证时代变迁的少数人。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张贤亮曾在重庆、上海、南京、北京读小学及中学。高中毕业后，自愿前往甘肃贺兰的农村担任基层工作，次年调到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当教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张贤亮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杂志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改造了二十年，1977年才获得彻底平反。那年，他调任《朔方》杂志编辑，开始重新写作，相继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些小说相当一部分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他的作品感情深沉、富于哲理、文笔俊逸，因为描写了特殊环境里人性的扭曲与挣扎，引起过广泛的争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当时，张军钊在宁夏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张贤亮让文联干部领着张军钊到了具备荒凉感的镇北堡，张军钊一眼相中。巧合的是，张艺谋是该片的摄影师，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这为后来在镇北堡拍摄《红高粱》埋下了伏笔。由于《一个和八个》被禁映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部正式放映的“镇北堡电影”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到了九十年代，共有五部电影在镇北堡拍摄。这引起了银川市政府的注意，于是镇北堡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文物保护单位”，来这里拍电影是要收费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商业的热潮，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要办第三产业，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自然“挺身而出”，响应了这一潮流。一开始他可能抱着作家“深入生活”的想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欲罢不能，后来他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董事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励精图治，终于将西部影城建成了“有形资产数千万、无形资产超一亿”的旅游风景区。

据说，成功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贤亮事实上也没有远离文学，依然喜欢写作，但不再有强烈的发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问题，关心国计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劳改时曾熟读的《资本论》。作为文化人转换而来的企业家，张贤亮对事物常常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对人们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别人的成功经验，认为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真正有启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东西。

而经商和做任何事一样，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2008年，张贤亮推出了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向改革开放致敬，与读者分享他十多年来的商路心声，引起各方关注。书中还记录了他当政协委员时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条是“要对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雇主制定惩罚性的条款”。

◆关于“下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七十九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凉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四十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作为一个作家，—F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二十一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两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