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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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有舵柄自然比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好百倍，但又有多少舵手入海不得回的？正德若硬拿你下狱像拿冀元亨那样——那也只能是船翻了但还舵在手而已。
他不忧心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却发愁它不能光照全人类——有一天喟然长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王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这话也是自作多情的类推语。那些佛教徒也承认有一个人人都一样的真面目，但不是良知，而是空，却也同样觉得“更复奚疑？”奈何？
王的论证办法很感动人：“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也”。但这个动人的“转喻”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罢了——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他的良知二字的确相当成熟漂亮的表达了孔孟真精神，在习惯了以圣学为真理标准的事理论证网络中，能够认祖归宗，他的论证也算到位了。但是这种话语相当文学评论——赞同还是反对全凭接受者的感觉，信自信疑自疑，千古如斯。
王还很委屈，他是熬心煮肺地锤炼出来的，别人要么不信，要么当成现成词语来“剥削”——这也是文学评论话语带给使用者的伤害——“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思想真理对接受者来说还就是“自家吃饭自家饱”，各人识得自家那片月，大家伙儿都来用花比女人，这个比喻便一点信息也没有了，有的王门信徒后来倡导“现成良知说”，便瓦解了良知的真含义。王阳明提倡心学以来，就自觉的抵制这种来自内部的颠覆倾向，尤其从南京以后，对求教者一律要求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要问“之所以”，让他自己去求“是因为”。从来不一口喷出个天理——也的确如此，良心是能从外援得到的么？天理要不从自家心头养出来，那不是欺世盗名者皆天理的特使了么？“致良知”这种成仙成圣的神圣又神秘的功夫不也就变成搞文学评论了吗？但良知若只是哑巴吃苦瓜有苦说不出，它还能光芒万丈长么？——所有这些老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王在一口说尽时只是把它更极端化了神秘化了——用他的话说更简易化了——简易为美是东西方人共同的“爱好”。
他也有哑巴感，或者说他是想高级哑巴化：“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是说不出来。说完之后，沉默良久，这种时候，他的学生都不敢打扰他，都知道要有更重要的话在后头，可是这回却是归于无言：“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学生中有表现出健羡的，王有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绝对是高僧在参玄机，他的真实意思是他已到达至高无上的“无”的境界，万物皆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了，与大道为一体了。其实他是达到了一种超语言的神秘的心证境界。什么境界呢，用好词儿说是天地境界——超功利、超道德的所谓绝对境界。若用日常人的平庸逻辑来推断则只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而已。
３．白鹿飞奔
伟大的正德皇帝玩够了，上天堂去继续极乐去了。天下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自然法则可以有限的修补一点皇帝终身制的毛病。许多在本朝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都潜伏着等着“换头儿”，新朝也往往要平反一些冤案以提高效忠率。阳明不会公开表示喜庆，那是不“合法”的。但也不会无动于心，兹举一个细节足见他那股兴奋劲：他写信要邹守益快快来白鹿洞帮助他，但又说：“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邹的字」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他一改语言简捷的习惯，絮叨起来，足见其真急迫。他的醉翁真意在于，根据朝野的呼声，他极可能入阁当国家大臣了。邹作为他很放心的学生，他可能考虑要保举他出任重职，不只是来修府志、办学。 这次白鹿洞大聚会是他在江西讲会的最后的高峰了。正好有个公助的机会，就是南昌知府要修府志，阳明的高足便来参与其事，也算写了些东西－－这倒是清朝文人的常规。自然这事对阳明来说并不重要。这次白鹿洞聚会，为王学在江西的传播起了层楼再上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白鹿洞是阳明常来的地方，他是江西的“首相”，又热衷山水和教育。白鹿洞是南唐李渤的隐居处，后扩建为书院。在宋代，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四大书院。在正德十三年，阳明手书《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从赣州南边千里传书过来，当时就摩刻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他借居白鹿洞养病，讲学。现在是正德十六年，正德人死了但须等新皇帝的年号出来，才能换纪年。此时洞主蔡宗兖是阳明的学生，同门聚会，是王门师生都热衷的事情。
现在流传着当地农妇与阳明和诗的佳话，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对阳明重要的是，攀登理论高峰－－还是与高手讨论，首先是湛甘泉，争论的交点是想让湛将其“随处体认”的说法再前进一步，他不好意思让湛接受“致良知”的提法，只是委婉希望他再简易些、再指出点路向来。
此外就是与学生论学、写信回答求教者的各种问题。有人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阳明说：“三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然后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动静一体那一套，说明他的良知学说与他前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欧阳德对他说：“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到头了。阳明说：“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他问陈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九川说：“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对这种滑舌利口卖弄聪明的说法，阳明很不以为然，他说：“可知是体来的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对九川就讲“此‘致知’二字，真个是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与跟欧阳讲的就不一样，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圣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圣学。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阳明说：“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几个学生“侍食”－－像贾府的大小人等看着贾母吃饭一样，王现场发挥、随地指点良知：“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 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的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翻译成西哲术语就是，他认为这个“知”还是得由经验积累「随时格物」的“认识”，是知识学的“知”，而非“大全之知”，根本信仰－－形而上的智能发射基地「天渊」。
这是根本性的一问。不能证明这一点良知就不能万能，致良知也就不能统一思想、取代以往的知识体系「如被王讥为支离的汉学」和思想体系「如理学」，而王是以取代它们为目标的，做不到这点他自己也会认为并没有成功。
先看阳明怎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无所不该，原只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 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 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 体。「《传习录》下」
这与当年“心即理”的论式是一样的，只是将理换成了天；“渊”则给予心一种生成的能力、派生或创造的能力，于是一通俱通，一塞俱塞。心之天渊的功能，不是一句思辨的大话，而是心学的一种全新的起点。有必要对其合理性或曰意义稍加阐发。
在心学以前的各种学说、知识，只是想让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事情，而没有让人知道人本身。人，被看成一种结果，他的自身的自发性、由这种自发性决定的多种可能性－－即人自身的存在被遗忘了。王阳明一再反对、拒绝外在的“闻见之知”，提倡心是“天渊”就是为了使人从各种限定人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单靠专门知识改变不了人的存在状况，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内心态度「态度，是人思考其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如王常说的：“本体要虚，工夫要实。”」－－高度抽象一下就是看你“致良知”与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个体自我的唯我主义。所以，它应该是最无危险的真理。
所谓心之本体是无所不该的大全、天渊，不是一个让主观去反映客观的“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