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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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对垒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广东的兵在大伞地方，遭暴动部队阻击，不能按计划到达。福建兵也去大伞会战，却被大伞暴动部队突然袭击，他们杀败官军，四散于水竹、大重坑等老巢。
皇军受挫，又不敢不打，又不想送死，这时便有几个军官提议调广东狼兵前来。阳明立即下令训斥，要按“失律罪”处分他们，但又并不真处分，只是激励他们去立功赎罪。这是阳明发挥指挥作用的时候了，他说：“兵宜随时，变在呼吸。怎能各持成说？貌似持重，却坐失时机。福建军有立功心，利于速战。敌以为我必等土军狼达，不会出击，却正是出击的好时机。”虚虚实实的契机看怎样把握利用。
他亲自住跸上杭，算是靠近前线指挥，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晦夜，全线突袭，各路并进，直捣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这是军事上常说的“出其不意”，造成敌人的相对劣势，我变被动为主动。
对手毕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间武装，他们以为官军还会像往常一样，受挫之后，或走或来召降。没想到这次官军勇敢又能耐了。他们想攀登到悬崖绝壁上去，没想到上面早有王布置的从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面滚下圆木石头，他们只有四处逃奔，但依然边跑边打，官军人数不是很多，但有“势”，尤其是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暴动部队既离开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势已去。
官军乘胜追剿，攻破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据点，杀了暴乱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共七千余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贼洞”都捣平了。用正史上的话说：这一次仅用了三个月，樟南数十年贼寇悉平。
阳明原先做了两套准备：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这个方案有阴有阳，万无一失。广东兵不走间道，打乱了部署，一度受挫，诸将灰心，请调大军，他的独特超人之处在于能透过一层，不肯自懈失机，亲自督师，卒获成功。
他出发前，在山阴，王思舆跟另一个朋友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问：“何以知之？”答：“吾触之不动矣。”－－这个触之不动，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这个王思舆就是当年去拜访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个拜访者。
４．物质变精神
细看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觉得这个人还有极琐鄙的一面。疏文长得要命，仔细得近乎糊涂，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催督之责。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没有像别的官僚那样成为“梗阻”，能够把底下的愿望体现出来，把上头的意志贯彻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愈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
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时雨堂”。
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作品”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过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禄说的只要老百姓说好，就是对的。现在，地图上的自然也是有实体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
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 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
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