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5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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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飞出海面；看到他这样飞，我很高兴。我们继续飞行了四五分钟。然后突然飞到晴朗的天空，翱翔在雄伟的直布罗陀悬岩之上，它在这道地峡和狭长一片的中立土地上闪闪发光。这块中立地带把直布罗陀同西班牙和一座叫作“西班牙王后宝座”的山连结在一起。在浓雾中飞行了三四小时之后，范德克路特还能精确地飞行。我们飞过了令人悚然的岩壁正面数百码，没有改变航线，就平安降陆了。我仍然认为，如果能再飞高些，再迂回飞行一两小时，就会更好了。我们加了汽油，时间还有富余。这实在是一次漂亮的飞行。
这天上午同总督在一起，下午乘机返国；黄昏时分，我们走马观花地领略了一下比斯开湾的风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指挥——同美国将军们的融洽相处——需要一个简单的指令——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美国对进入地中海颇有顾虑——8月27日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8月30日总统的复电——美国相信法军不会攻击美军——9月1日我给总统的电报——9月3日总统的复电——我建议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进行解释——我写给哈里·霍普金斯一信但未发出——对于僵局及其原因的观察——9月4日总统传来的较好消息——我们同意：万岁！——好，加油干吧——计划和时间——同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将军再作讨论——9月15日我致电总统——“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当助手”——“火炬”日期定在11月8日——隆美尔向开罗的最后一次进军——阿拉姆海尔发战斗。
当我离开伦敦前往开罗和莫斯科去执行任务时，“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尚未选定。我在7月31日建议，假如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军事行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在伦敦作为他的副手和先行官，并筹划“火炬”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将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而以亚历山大将军为副。美方逐渐同意这个意见；在我从开罗出发到莫斯科去之前，罗斯福总统给我下列两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6日
英国三军参谋长8月6日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火炬”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我和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意。我们正在研究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的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行动指南的正式指示，不久当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8日又发来电报：
我完全同意“火炬”作战计划的日期应该提前，我要求比原定日期提前三个星期。
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统帅的公告事宜，已交由伦敦和华盛顿两方的三军参谋长们考虑决定。
※ ※ ※
当我在8月24日从开罗返抵伦敦时，我们的计划尚未最后完成，还有许多问题需待决定。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位将军来与我同进晚餐，讨论这次作战行动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同这些美国军官的交往很密切，也很愉快。6月间他们到来以后，我就规定每星期二在唐宁街十号共进午餐。这些集会看来都很成功。我几乎常常是亲自同他们谈话，我们反复地讨论我们所有的事务，我们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同胞。我认为这些私人接触极有价值。我的美国客人，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很喜欢爱尔兰的炖菜。我的妻子几乎时常能够拿出这样的菜肴。不久我就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了。
我还给马克·克拉克和比德尔·史密斯——后者于9月初来此，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两人取了绰号，一位叫“美国鹰”，一位叫“美国牛头犬”。为什么取这样的绰号，你看看他们的照片就明白了。我们也有好多次在楼下餐室举行非正式的会议，大约在夜间十时开始，有时开到深夜。美国将军们也有几次到契克斯来过夜或度周末。在这些场合，我们除了谈谈个人的本行以外，不谈其他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位副官——一位非职业军人出身的朋友——曾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所有这些集会对于工作业已过度的美国军官说来，是个沉重的负担。果若如此，那他们真是太讲礼貌了，也真是太善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这些密切的关系对于进行战争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些关系，我就不可能掌握全部情况。在9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我确实对比德尔·史密斯和他的长官做了一桩有益的事情。那天晚上，夜还未深，但我注意到这个“近视眼”——人们也这样叫史密斯——看来非常疲倦，像是有病。
我建议他睡觉去，但他硬是不走。有一度我以为他快要晕倒，要从椅子上摔下来。因此我结束了讨论。我上楼时，请艾森豪威尔单独到内阁会议室来一下。我关上门对他说，“如果你要比德尔参加这次战斗，今天夜里就得送他到医院去，不管他愿不愿意。否则你就完全失掉他这个人了。”艾森豪威尔根据他的果断习惯，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比德尔·史密斯进了医院，两天中输了两次血。他彻底休养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睡在床上。这样他才能够为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作战计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 ※
我在同美国将军们会谈以后，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6日
从现在起，我的主要思想已集中到“火炬”作战计划上；
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使你的伟大战略思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我在与艾森豪威尔、克拉克以及在这里的我方人员谈话后认为，贯彻这个任务的最妥善的而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在于为这次战事确定一个日期，并使各项有关工作都按照这个日期行事，而不是光说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始作战。假若你和我能给艾森豪威尔如下的指令，那将是极有帮助的：“你将于10月14日开始执行‘火炬’作战计划，即以现有军队并在你认为适当的地点发动进攻。”这一指令将改变全部准备工作的性质。艾森豪威尔将真正拥有盟军总司令所应有的权力。无尽无休的反对意见、疑惧和善意的改进建议，均将退回到适当的地方；代替几乎是无止境的犹豫不决的将是行动。
我想艾森豪威尔会欢迎这样的指令，这项指令总算给了他一个现在还未得到的机会。
2．据我所知，这次作战行动的基础主要在于政治方面。
我们应该取得的第一等胜利是兵不血刃；其次，假如战斗不能避免，就要赢得胜利。为了取得第一等胜利的最好机会，我们必须（1）在开始攻击之时，就应尽量拿出压倒优势的力量；
（2）进攻地点要尽可能多一些。这和迪埃普登陆战争的性质绝对不一样，也和任何类似“痛击”作战计划的作战方式有所不同。在“痛击”计划中，我们对付的是有战斗力的德军和钢铁般的设防巩固的法国海岸。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我们遭遇的肯定是力量十分薄弱的而又分散的抵抗，而且我们登陆的攻击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行动迟缓将使危险和困难倍增，那样一来，无论增加多少作战部队，也无济于事。
为了应付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利事故，因此就要求对每一个细节仔细规划，对每一项计划都要做到安全第一、像对一个长期作战行动一样作长远准备——这些要求从道理上说是堂而皇之，其实却会使这次战役遭到失败。发动战役的日期如果比我所指出的更为迟缓，那就会大大增加泄露秘密和使敌人先行下手的危险。
3．为了减轻司令官们的责任，我的意见是，你我应该确定政治上的论据，并由我们自己承担冒险的责任。我认为，作出下列的假定是合理的：（1）由于有了“火炬”作战计划，西班牙不会对英美作战；（2）德军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强行通过西班牙，或从西班牙获得供应；（3）北非法军的抵抗，多半是象征性的，可用突然的和大规模的攻击制服他们，此后，北非法军也许可以在自己的指挥官统率下积极地支援我们；（4）维希政府不会对美英宣战；（5）希特勒将对维希施加极大的压力，但在10月份，他没有军队可以用来进驻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同时我们又已把他牵制在加来海峡，等等。所有这些论据有可能证明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等着打一场恶仗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已经有所准备。但是我们若在战斗开始时便以冒险而大胆的行动力争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那就可以使我们赢得很大的战利品。对于进行政治冒险以及政治判断错误这两点，我个人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4．显然，在西部沙漠打一次胜仗会大大地有助于这些政治设想。不是隆美尔在8月间有月光的日子里攻击我们，就是我们在9月底向他发动进攻。随便哪一种攻击，都要有个决策，我深信，有个决策就好办得多。
5．你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详谈具体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拿出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能力来执行这项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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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部门对于我们攻占法属北非计划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三军参谋长对于他们承担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任务，极为不满。他们似乎感觉到，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