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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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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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1936—1938年
“全面战略目标”——德国的军备开支——独自进行的调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党代表团晋见首相——我对这件事的声明——普遍的结论——我的担忧——1936年11月23日我们的第二次集会——1938年5月12日斯温登勋爵离开空军部——议院的辩论——林德曼再次参加防空研究委员会——我同达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国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1938年6月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达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计——法国空军的衰落——漫不经心的岛民。
在战争中和在对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样，如果从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许多选择办法中抓住起决定作用的重点，一定大有好处。美国的军事思想家创造了“全面战略目标”这个名称。当我们的军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只觉得好笑；但后来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智慧越来越明显，并为人们所接受了。显然这是一条规律，别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从属的地位。如果不遵守这个简单原则，就会导致混乱的和徒劳无功的行动，甚至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就我个人而论，早在听到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我就毫不困难地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国，现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军事力量了，而勉强取得胜利的各协约国，却只知张着口呆看，手足无措，我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断用一切方法，一有机会就运用我对下院和个别大臣的影响来敦促我们的战备工作，并且为了不久会再度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的事业而寻求盟国和伙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担任绝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韦尔庄园看我，在我的游泳池里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阳光灿烂，池水温暖。我们只谈到未来的战争，但他还不有全相信战争必然会到来。当我送他出门时，他突然激动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德国人一年就花十亿镑来扩充军备。”我那时想，应该让议会和英国公众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我就着手研究德国的财政情况。那时德国每年都做预算而且还加以公布。不过单从他们的一大堆数字来看，是很难知道真实情况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条途径是依靠两个在英国政治避难的德国人，他们不但极其能干，而且有着坚定不移的目的。他们懂得德国预算数字所表示的详细情况和马克的价值等等。同时我又请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问他能否查清真实情况。斯特拉科斯契是“联合公司”这家商行的主持人，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还有一批极其干练和忠心的工作人员。这家在伦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搞这个问题。不久他们提出了精确而详尽的报告，说德国每年军事开支肯定在十亿镑左右。与此同时，那两位德国避难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独立地得出相同的结论。按1936年的币值，每年十亿镑！
这样，我就有了两套资料，可以据此提出我的主张。在辩论的前一天，在议院的休息室里，我同当时仍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先生谈起来。我对他说：“明天我就要问你，德国每年在战备上花十亿镑，究竟是不是事实，我将要求你给予明确的答复，或者加以证实或者加以否认。”张伯伦说：
“我不能否认，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将加以证实。”我必须把我说的话写下来：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亿马克；
1934年接近八十亿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亿马克——总共二百四十亿马克，大约二十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五、八、十一。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我特别地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
他是否知道，德国直接和间接用于战备的开支，包括建造战略性的公路在内，在1935日历年度也许已达到八亿镑，而这个开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张伯伦先生答：政府未获德国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问时所提出的数字不论适用于哪一年都必定说得过分，虽然他自己也会同意，在这里面不免含有猜测的成分。
我把十亿镑改为八亿镑，目的是为了给我的秘密情报作掩护，而且也为了说得稳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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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几种方法力图将英德两国军备情况的对比弄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进行辩论，但是被拒绝了。说是“会引起一场虚惊”。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会议都是不受报界欢迎的。后来，在1936年7月20日，我问首相是否愿意接见由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几个将向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的人所组成的代表团。索尔兹伯里勋爵请求上院也组织类似的代表团一同去见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亲自向艾德礼先生和辛克莱爵士提出请求，但工党和自由党都不愿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在7月28日，鲍德温先生、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接见我们。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几位保守党议员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奥斯汀·张伯伦给我们作介绍。
代表团
下院 上院
奥斯汀·张伯伦爵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