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2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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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 ※ ※
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邀请荷兰人参加。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如果你在这几方面考虑采取行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对防止战火的蔓延将起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在达喀尔全盘失败，但是维希政府仍在设法同我们建立关系，这足以表明法国国内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压力，已经见到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在空中的地位虽然在实际力量和与敌人的对比上都在步步加强，但是对飞机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几处重要的工厂曾遭受重创，生产率也因空袭警报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驾驶人员的伤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多，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上空作战，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仅仅受到微伤。
当你派来的官员在此间访问时，我们曾着重谈到驾驶员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就最近的将来而论，飞机才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 ※ ※
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为我们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意大利，他们的行动比我所预料的迟缓。强大的援军已到达韦维尔将军处。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现在被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马蒂尔达”——部队给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别名——的潜力评价颇高。这时，我们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这一点，我当时还不知道），中东司令部中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我们下一步重要的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加强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关于试图使军事运输舰队取道地中海的问题，我还在和海军部争论。我说，“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我们当时应该试一试。”而他们却说，“用不着那么急嘛。”我对中东现有部队的部署，非常不满，而且，在我看来，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悬殊也非常大。我对于马耳他岛极为忧虑。关于这些问题，我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催促韦维尔将军和陆军大臣。我给艾登先生写了一封信：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4日
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分歧；但是在原则的应用上却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争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目前入侵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还要抽调我本土的防御部队。同时，参谋部不断要求从中东抽调军队，如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驻防马来半岛。目前拟将那两个印度旅调往这些热带丛林，以防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对新加坡进行包围。
昨晚，我曾和参谋长们一起对有关印度增援部队的文件进行了研究。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师要派往马来亚，另一个师派往巴斯拉，一个军派往伊拉克，这样一来，就把1941年所能抽调的印度增援部队全部用光。我军这种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战略的意义上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们向我解释说，虽然曾指定这些部队要用于特定的战场，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调往中东。因此，我同意在该文件中增添字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在抽调这些师的那一节里却只字不提战争的需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肯尼亚对军队的浪费愈来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费也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已略有好转，但在肯尼亚，情形却相反，又调了一个山地炮队去，而不把该炮队调到苏丹。我担心史末资将军到那里去时，会受当地情况的影响。不过，我打算用电报同他联系。
最后还有：对英国正规军的浪费也很惊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开罗和亚历山大，仅仅用来执行警察任务，中东司令部在集中最大力量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