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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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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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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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斯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德国总理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走进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见他的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赞扬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过他确实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多尔富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瞧，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是墨索里尼呼吁之功，而是由于希特勒自己要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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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褐衫队在罗姆的领导下，越来越代表党内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党员中，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会被陆军、银行家和工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希特勒不会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在冲锋队（即“褐衫队”）的一般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自由掠夺犹太人和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级。

　　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总参谋长罗姆，由于这种局势的推动，全力进行活动。1933年1月，褐衫队的人数有四十多万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组织了近三百万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对这个庞大机构的发展深感不安；这个机构，虽然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其中大部分人对他又确实深为爱戴，但事实上褐衫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他的个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现在他拥有国家的军队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个来替换另一个。他想二者兼而有之，并在必要时，使二者互相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褐衫队的领袖们说：“我决心严厉镇压要推翻现存秩序的任何企图。我将以最严峻的力量来反对第二次革命的风潮，因为这势必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反抗已确立的国家权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希特勒虽然疑神疑鬼，但对于所传那位慕尼黑暴动的同志的不忠，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在过去七年中，这个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队的总参谋长。1933年11月，当宣布党国合一时，罗姆就成为内阁的一员。党国合一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褐衫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全国重行武装的迅速发展，使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访问柏林，在会谈中希特勒暂时同意对褐衫队的非军事性质作出某些保证。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洛姆堡将军本来就经常发生摩擦，这时他深恐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党军会遭到牺牲。他不管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在4月18日公开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要在“社会主义”一词之下加着重点。我们的冲锋队是目前对抗反动倾向的唯一堡垒，因为他们是革命观念的绝对化身。褐衫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次，他把褐衫队演说免不了的结尾“希特勒万岁”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断向希特勒诉说褐衫队的骄横跋扈。希特勒必须在对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和那些曾为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褐衫队打手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要将军们。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罗姆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是对罗姆抚慰和妥协的最后努力，但是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变态的极端狂热分子，已无妥协的可能。在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